|
王培华 王丽 王艳
我们的爷爷王鸿翔，1903年出生在睢县县城西南英王村一个有些田产的家庭里。爷爷幼时聪明好学，机智勇敢，喜使棍棒。他7岁时老爷爷为了严教儿女与乡邻孩童，特意聘请了好友闫土楼村学识渊博、思想先进的闫子乘先生为教师，办起了私塾。我爷爷和兄弟们及其小朋友多数成了第一批学生。闫老师经常以岳飞、戚继光等民族英雄为榜样对他们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并进而灌输孙中山“仰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教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哲理。这在我爷爷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爱国救民”、“正确人生”的种子，使他后来一直思想开阔，为人笃实，助人为乐。
青年时代的爷爷，思想开阔，为人诚实。他饱受兵灾匪灾之苦，目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农民的惨状，常使他因忧国忧民而陷入苦思冥想之中。使他立志救国救民，故常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精神来历练自己的意志。大雨滂沱,他赤膊冒雨跑步；寒风凛冽，他单衣短袖当风而立；烈日炎夏，他常短裤裸胸骄阳下暴晒。他还经常下田劳作，与农民结为好友。他下学后，组织乡邻好友二三十人办起了武术堂，聘请其外祖父为武师，习练武术，他常说：“练好身体才是救国救民之本钱。”
我爷爷平时乐于济贫，邻近村庄贫苦农民遇到灾难，他常主动解囊相助，有求必应。村民谁家遇婚丧大事，他不请自到，竭力相助。对穷困娶不上妻室者常挂心上，曾帮助数十户贫苦农民娶妻安家。这些都在我们家乡一带传为佳话。
1926年5月15日，我爷爷带领以武术堂人员为骨干的40多名精壮民众，伙同好友王明伦（王是黑村人，烈士）率领的民众举行了农民起义，攻打驻睢县军阀牛朋。因牛朋求救兵镇压，起义失败。牛朋大肆报复，烧杀抢掠，我爷爷虽幸免遇难，但家产被抢劫一空。爷爷常仰空长叹：“兵匪除不尽，黎民无宁日！”使他更坚定了要革命的意志和决心。
我七爷王鸿钧（烈士），自幼聪慧过人，爷爷特别器重小他8岁的这个弟弟。大力供养其求学，他17岁考入天津南开大学高中部，20岁考取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中他被北京大学地下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爷爷在他回家时俩人总是彻夜长谈。畅谈如何救国救民，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我爷爷多次自言“好，好了，今后就有办法了！中国有望了！”我爷爷自此接受了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领导核心。
“七七事变”后，我鸿钧爷爷受党组织派遣回睢县一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同当地党员组建成睢县第一届县委会，他为三人成员之一，还兼任县中党支部书记。自此，我爷爷和七爷爷二人经常一起起居，共议国家大事，进行革命活动。
1938年5月31日，睢县县城沦陷。睢县党组织领导的抗日革命力量100人，出县城第一站到刘庄之后，第二站就迁到英王村我们家。当时这些人吃、住等一切费用都由我们家提供，在这里举办学习班，到群众中宣传抗日等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后来根据需要这些抗日队伍又迁到杨楼村。一天，鬼子乘两辆汽车直扑英王村抓抗日力量，我爷爷同其弟兄们带领十多人，手持长短枪和手榴弹，埋伏在村头丛林坟场中，日寇汽车停于村头，鬼子兵下车正要搜查，四面枪响同时射击，鬼子慌乱逃窜。事后，我爷爷料定日寇必来报复，商议后翌日设下退敌疑阵，于村头东院墙上插上红旗，我爷爷带6人埋伏在英王村往返县城常经过的解庙村附近路旁，我五爷王鸿业（烈士）带5人埋伏在往返县城必经之路的邓庄、王池村附近，其余人员埋伏在村首。上午9时，日寇汽车载着两门掷弹筒向英王村开来，行至娄马头村西解庙村以东沙河中，车轮陷入沙滩，霎时枪声响起，日军恐慌，用望远镜观察，英王村红旗招展，人影移动，日寇疑我有大军埋伏，不敢前进，乱放了几发炮弹，慌乱逃回县城。此后，我爷就随豫东抗日游击队二团在姬房李、杞县付集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很快队伍就由100余人发展到1000多人。我爷爷任二团队特务大队长，我七爷王鸿钧任二团队政训主任（党代表）。他们经常在睢县县城西南一带活动。1938年6月间，日寇西犯，我爷爷带领二团一部在匡城集东北角截击其尾部，经过激战，缴获重机枪一挺，战马一匹，步枪十数支，并俘获汉奸数人。首战告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极大地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1938年10月17日（农历八月十四），我爷爷回家探望，奶奶等家人都劝留他过了八月十五再走，他说：“那怎能行，我怎能只顾儿女情长，抛下部队弟兄，我要回去同他们团聚！”谁知这竟是同亲人之永别！
这年中秋节之夜，部队驻扎在胡吉屯村，官兵团宴后各自休息。晚上天下起了雨，黎明前，因叛徒出卖部队突遭日寇大军四面包围，我爷指挥部队浴血奋战，歼敌20余人，但敌强我弱情况下，战局渐趋恶化，我爷爷带4名战士用一挺重机枪阻击敌人，掩护团部等人马突出重围，不幸重机枪手负伤，停止了射击，敌人包围上来，我爷爷等三人被俘。
日寇发现我爷肩上有皮带痕迹，认定他是头领，将他捆在马车上和两名战士一起押送县城。当马车行至吴村桥（又称五空桥，在城西吴庄西北惠济河上）时，我爷爷趁押车鬼子不备，飞起一脚，正踢在鬼子的下颚，使其滚落车下。被押的两名战士在我爷爷的示意下趁机跃入河中，泅水急渡，但被另一鬼子举枪射击，水面浮起血波。被我爷爷踢下车的鬼子爬起来正要向我爷爷开枪时被另一鬼子阻止。他们嘀咕了几句话后，用刺刀将我爷锁骨、鼻腔刺透，用铁丝紧绑在马车上押送到城里肖曹庙（现实验小学处）进行审讯。鬼子问：“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答：“我是专打你们的游击队大队长。”鬼子又好声好气地说：“你把游击队的情况通通讲出来大大的有赏，还让你当我们的大队长的干活儿，不说就要死了死了的。”我爷爷大义凛然地说：“休想！你们这帮强盗，侵我中华，杀我同胞，罪该千刀万剐，别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况，要命有一条，我为救国而死，为四万万同胞而死，虽死无憾！”日寇看软化诱降无效，改用酷刑，他们惨无人道地将我爷爷的两手掌穿透，悬于屋梁上，先用棍棒皮鞭毒打，后灌辣椒水于口腹，又用火烧遍体，弄得我爷爷死去活来，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但我爷爷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不停地高喊：“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要我投降除非黄河水倒流！”不停地痛斥日寇的暴行。日寇见用酷刑又失败，恼羞成怒，就将我爷爷的四肢钉于篮球架上，放狗撕咬，后又将四肢一一砍下，大卸八块。我爷爷不停大骂小日本，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时年35岁。
爷爷英勇就义后，游击队员无不悲痛欲绝，随后派人潜入城内设法收尸，但日寇将我爷爷的尸体砍成多块，抛于祖师庙（现睢中老大楼北边）后城墙外下面，设岗监收，任军犬吞食，以此示众。人们目睹耳闻惨状，无不伤心落泪，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爷爷牺牲得如此英勇壮烈，四方群众无不仰慕敬佩！
爷爷英灵安息吧，我们孙儿孙女和后代永记您的遗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要为中国富强，为民族复兴，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最终目标战斗不息！
（作者根据父亲王作海口述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