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至1978年3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到睢县董店公社，先后在向阳和柴寨两个大队插队落户。4年间，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饱经考验和磨练，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苦乐往事
那是1974年的麦播时节，已担任向阳大队西玉皇庙二队生产队长的我，带领民兵小分队承担了往地里送粪的任务。由于舍不得新球鞋，我赤脚跳进粪坑里用铁叉出粪，左脚不幸被玻璃划破，伤口受感染，几天后整条腿肿得很粗，样子吓人。赤脚医生束手无策，劝我马上回城治病。我搭乘长途汽车一瘸一拐回到60公里以外的家中，母亲见此情形吓了一跳，流着眼泪连夜把我送到商丘市北关医院。医生看后说这是细菌感染引发的丹毒，已经很严重，再晚就要锯腿了，需要马上注射青霉素。经过两周的精心治疗，总算把腿给保住了。
记忆深刻的还有和柴寨农民一起开挖惠济河的情景。惠济河发源于开封，是流经睢县的一条大河。由于多年没有清理河道，河床抬高，两岸破敝，每涝必灾。1977年春，县里决定对惠济河进行疏浚治理。当时我20岁，已经担任柴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党支部派我和治保主任一道，带领200余名青壮劳力，自带工具、行李和锅灶前去施工。我们在河上一连大干20多天。由于群居在阴暗潮湿的地窨子里，又不能洗澡，所以人人都长了虱子。任务完成后，清理个人卫生，身上的虱子好除，头上的虮子难去。有人教一秘方，用农药六六六粉撒入热水中洗头，可以根治。我照此办法果有奇效，洗完头后脸盆里飘起一层厚厚的虱子和虮子。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那时农业劳动强度虽然很大，生产效率却很低，农民生活很苦。记得1976年秋天收红薯时，柴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下地刨红薯、切红薯干。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刚切好的红薯干突遭秋雨袭击，阴雨绵绵，一连几天下个不停，一地白花花的红薯干因见不到太阳都发霉了，半年口粮转眼泡汤，全村百姓望之顿足放声大哭，那哭声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记忆中最美的一次睡眠，也是在那时。夏日的夜晚，我们几个男劳力到村东头麦场看场。大家齐聚在麦秸垛下，天南海北地神聊。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爬到高高的麦秸垛上，铺开凉席和被子。清风徐徐吹来，像无数只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身体。空气中弥漫着新麦、青草和野花的芳香，耳边是青蛙、蟋蟀和蝈蝈的欢唱。放眼望去，天空广阔而深邃，星星繁密而闪亮。顿感宇宙伟大、万物奇妙、生命美好。我在惬意中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早上被布谷鸟唤醒。
那样的感觉后来再也没有过。
书与命运
下乡4年，我的业余生活主要是读书。读书填补了我心灵的空虚，赋予我巨大的精神力量，并且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公社青年队建立了理论学习小组，我们五六个志同道合的知青在一起学习。一年多时间，我利用午休和夜晚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
当时，母校睢县一高图书馆藏书极丰，且“破四旧”中保护完好，但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说来也巧，我一位同学的父亲是这所学校的老校长，家中备有一把钥匙。我说服她把钥匙取出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三两个好友骑上自行车，背着军用挎包，趁学校人员稀少的时候，偷偷到图书馆寻书。回到知青点后，废寝忘食地看，看完再去还旧借新。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同学父亲发现了我们的秘密，收走了钥匙。
借不到书时，就找到什么看什么。我曾翻烂过一本《新华字典》，也背诵过《汉语成语小词典》、《新知识词典》等。
那时读书条件差，住的是茅屋，点的是油灯。每当我披着夜色回到茅屋，点亮油灯，打开书本时，心中便充满了愉悦和幸福。书带我走进了神奇的世界，让我忘掉了疲惫和烦恼。
4年时间，我读完了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四大古典名著；读完了莎士比亚的37部剧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我还阅读了许多历史和哲学著作，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基佐的《一六四○年英国革命史》、米涅的《法国革命史》等，都是我曾享用过的精神大餐。
1977年冬，我用学过的知识，轻轻松松地通过高考，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回顾那四年的时光，收获很大。不仅真正了解了国情和社会，体味到民生疾苦，改掉了学生做派，变得务实懂事；而且掌握了劳动技能，能够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更加锻炼了承受力，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同时经过自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坚定了人生追求和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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