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香红、梁鸿、袁凌在新书发布现场
2016年1月，非虚构作家、媒体人袁凌最新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非虚构写作成果丰富的袁凌，这次出版小说集《我们的命是那么土》，其中所选的大部分小说，是袁凌2005年回到家乡一年中陆续写下的故事。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这是袁凌的家乡，也是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也终将被埋入土地，而袁凌用深情而克制的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使之得以被见证。
2005年，袁凌在一家门户网站做新闻中心副总监兼主编。作为第一批转型去网站的媒体人，那是他职业生涯薪水最高、前景最光明的时期。“但是我灵魂非常的不安”，袁凌坦白，“我感到非常焦虑”。想要回到家乡的念头由来已久，家乡环境、包括人的急剧变化，让袁凌看到城镇化中乡土在发生亘古未有的断裂。
“不管怎样，那个地方养育了你，你应该去见证它，就算你做不了别的。”袁凌辞职，回到家乡，回到八仙镇乡下。开始写作这一本《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1月8日晚，在资深媒体人南香红主持下，袁凌和梁鸿在北京单向空间共同探索“土地与文字的边界”这一命题。
袁凌：当下怎么写乡村，怎么写农民？
当下怎么写乡村，怎么写农民？是不是还停留在鲁迅的写法，批判他们蒙昧的国民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基本就是愚昧、麻木、乱伦、肮脏这样一些特点，为什么会这样？袁凌把这些思考融入写作中。他认为如果作家在城市里写农民，可能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材料来运用。而正如梁鸿所说，农民是社会进程中的主体，而不是符号或静止的化石。所以袁凌力求写出活着的、有内心世界的农民。
小说名为《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来自袁凌的一句诗“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只有两颗眼珠在转动”。袁凌认为，认为“土”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同时也是支撑乡村的本质。土不意味着肮脏落后，土是养育生命的，如果离开土就没有农民了。如果没有写劳动，就没有真的去写农民。另外，土也是自然的母亲，它养育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养育了节气、雨水、风俗，也养育了传说和神话，所以它确实是一个世界，但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肮脏落后的那种“土”，它像土层一样深厚丰富，甚至不乏生命的神奇。
袁凌认为自己小说不会很曲折充满了故事性和情节性，但却能打开一个世界，读者进入后会不停地看到很多东西。不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发生的各种小事，更主要的是他跟他周边环境的互动、互生性，在交换呼吸。袁凌希望自己写的东西不是一条封闭的巷子，读者进去之后被它的叙事带得没有办法选择，只能跟着它的逻辑往前走，最后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他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一棵会呼吸的树，一棵故事树，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人物的故事没有办法跟周围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斩断联系。如果斩断联系，这个人的生命也就枯萎了。
袁凌
袁凌回忆，这部小说一开始的发表很不顺利，有十年左右没有刊登机会，被退稿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说你的语言很好，写得也很感人，但就是不像小说。“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我耳边重复，”袁凌坦诚当时的受挫心，但他也一直用萧红的一句话——“为什么小说一定要照你们这么写？”来鼓励自己。他认为自己不是在写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一个世界，一种生活和内心形态，这个世界需要进入，不是被人领进去，所以会有门槛，或者说有一点缓坡。
一般的小说都强调人性，觉得小说把人性的复杂写出来就够了，譬如托尔斯泰所说人性的辩证法。袁凌认为这过于简单化了，人性很虚，人性受到物性的规定和限制。袁凌希望自己的小说里面，不仅可以看到人性，还有“物性”，因为人在世界上生活，受到他生长的环境、生活的、物质的影响。人性处于神性和物性之间。
梁鸿：“土”是一种世界观
梁鸿表示自己是袁凌的忠实读者，从《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到最新的《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她一直非常喜欢袁凌的文字。梁鸿认为《我们的命是那么土》跟袁凌之前的几本书完全不一样。前者是散文的形式的非虚构纪实，基于真实的场景人名、地名，而《我们的命是那么土》已经略微脱离了文学层面的“真实”层面。
梁鸿认为尽管书写的对象是古老的土地和乡村，但袁凌的文本姿态并非是一个传统的写作者，他的语言是对现代汉语非常好的表达。同时这种写作展示出袁凌对世界毫发毕现的观察，他能看得清晰，也能够叙述出。他对人的观察、对生活的观察非常细致，他能从火车站外一张破旧的、差点被风吹走的寻人启事，寻找到一个生命的痕迹，并且追寻下去。梁鸿认为这非常了不起。所以袁凌是一个有悟性的作家。并且因为他有扎实的现实经验，有扎实的现实书写能力，他的小说书写能够做到既有飞翔的层面，又有落地的可能，能够让你触摸到它的重，同时又有轻的成分。这样一种轻呢，不是一种轻灵、语言优美之类，而是能够让你感知到它所表达的世界之外的世界，世界观之外的世界观，这是轻的方面。重的方面又是跟现实相关。读袁凌的非虚构作品，自己能看到一种特别沉重的现实，特别扎实的现实的细节，袁凌是完全进入到这个人物的世界里面，这是轻与重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既是现实的，也是美学层面的一个存在。
所以人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土”并不符合袁凌的作品的，他不是在写我们印象里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也不只是在写苦难，虽然那种生活的确很苦，但读者能看出里面的审美来。这种苦难里面有很大的美感，因为有生机。
梁鸿从袁凌创作轨迹分析，认为袁凌一直在关注 “重”生活，不管是写矿工，还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每一种死亡都是一次生命，让人在有痛感的同时感到珍惜。让人珍惜的还有袁凌的文字，他把每一个生命印刻在了文字当中。除了人和动物，还包括物的生命。
在小说集《我们的命是那么土》，袁凌不仅蕴含了自己对乡村的看法，还有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书写写出了不一样的普通人。而袁凌文字的细密显示出不单单是对外在现实事物的把握能力，他确实是安静的把握者，一个心静如水的人。
袁凌小说的意义不在于感叹，而是在于发现，试图给我们呈现一个更加丰富细微的乡村，更加富于血和肉的人类的生命形态，不单单局限于乡村。
【书籍信息】
书名：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作者: 袁凌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1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这是袁凌的家乡，也是这部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也终将被埋入土地，而袁凌用深情而克制的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使之得以被见证。
这样的乡村在当下中国并不罕见，这片土地曾经丰沛鲜明而神奇，而现在，它黯淡、受损、贫瘠，但几千年以来至今，这片土地依然在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庇护与慰藉，也在为看似遥远的城市文明提供生存根基——如同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乡。而那些人，他们沉默地挣扎着、卑微地祈求着、也郑重地感激着，他们不乏尊严，正如那些与我们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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