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叫《陆犯焉识》，可以说我是用这本书来记述一个我自己的文学大时代。
讲到文学的大时代，我认为没有文学的时代都不是大时代，怎么说呢，我成长的年代是没有文学的，因为所有的期刊都停了，所有的书都被封了，他们为了让我们当时的那些人都变成为一个以为会到来、实际没有到来的大时代做好准备的一些人，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故事。所以有必要告诉一下现在得的人，在没有文学的时代，我们都在干什么，我们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严歌苓这个人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我记得我的祖母把我们家的书全都给封起来的那一年大概是1966年，因为她知道红卫兵一冲到家里来，肯定要把我们的书拿出去烧掉，所以我的祖母就自己先封起来，先把那个书柜里面贴上，用报纸把书全部蒙上，然后再把书柜上的推拉门贴上封条，但她也没写是谁贴的，就这样子还留下了一些书。我爸爸是个作家，其他的作家送书给他会签个名字，那些作家有的已经被打倒了，所以我的祖母很怕，因为他们被打倒了会牵累到我们家，就要把这些书处理掉，就是烧掉。早上生煤炉的时候，她就会在那儿烧，拿它做煤炉引火的东西，我就坐在旁边看。我说奶奶你慢点烧，我还没有看完。所以我后来看书是很快的。我爸爸他们年代的那些书，我就是这样非常非常浮光掠影地看了。大概是1969年，那个时候叫“清理阶级队伍”，就影响到我爸爸。“文革”最开始还不是打我爸爸这样的人。
我和我哥哥的童年是从报纸后面、封条后面抽出书来看，自己挑书来看。在外人看来我们家是没有书的，书已经全部被藏起来了、被封起来了。幸亏我爸爸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四岁的时候开始教我识字，同时教我背唐诗宋词什么的。
所以呢，在“文革”中间，我们虽然没有学上了，还有书看。那时学校都关门了，即使能去上学，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到了学校也会因为自己的父亲的原因被欺负。我们进门人家会在门上架东西，一过去推门就会砸到头上，所以我们也不怎么去上学。我的教育是在我爸爸的书房里完成的，他的书房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拜伦的《唐璜》，然后是《堂吉诃德》，接下来就是《复活》。所有你能想到的西方经典小说，我爸爸这里都有；那么还有一些书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就像明版的《水浒传》，还有《西游记》这些书。我从小就看到这种绘声绘色的《西游记》了，因为当年的《西游记》是有插图的，很大一本，一边是字一边是插图，很大的一张图。
那个年代应该讲是没有文学的，是一个文学断裂的大时代，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不幸的，但是由于这个断裂使我成为了我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我喜欢文学，所以我看的都是文学书。我开始看的《唐璜》，看完以后就接着找我喜欢的看；到十二岁开始懂事了，就开始看《红楼梦》。
像我这样看书的孩子，在我爸爸他们的作家协会有一批，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相互交流你看了什么我看了什么。这样我就记得是到了三年级的样子吧，学校里已经开始教珠算什么的了。那么我爸爸就亲自来教，他说你不能光看书，还得学点学校教的东西，我来教你小数点、珠算。爸爸就发现我什么也不懂。我对小数点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一点学校的基础都没有，所以我爸爸就发现我已经成了一个瘸子了，只会文科不会理科，理科的什么东西都不懂。我就记得我爸爸教我带小数点的乘法的时候，终于忍不住给了我一巴掌：“你怎么这么笨呢？”
从此他就放弃了，我的数学水平就停在了这儿，再也没有增长过。要是没有计算机我今天就算完了，数着手指头脚指头过日子了，什么都算不了。所以命运把我这样一个人早早地推进了文学，让我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
我的逻辑思维也是比较发达的，因为我写长篇小说从来都不用草稿，从来都不用大纲，就凭着我的逻辑思维，可以把一个长篇小说，无论多少字--包括最近这篇最开始是四十六万字，也一个字的大纲都没有--就这样写完，所以我的逻辑思维应该很好。
所以说我这个人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少的：我可以学医，我可以变成数学家，也可以变成一个宇航员，我的可能性很多，我是一个蛮聪明的人。但是由于没有书、没有教育的文学断裂的时代把我推上一条没有选择的道路，让我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
那么还有什么使我选择了文学呢？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常常目睹有人自杀。因为当时那种非常的生活，自杀是一个大现象，也是个自杀的大时代。一出事就有很多人，我们孩子非常兴奋地每天跑去看自杀。
有一天，就听说有一对老夫妇从楼上跳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跑去看，有一个冬青树篱笆，里面是泥巴地，地上有两个坑，肯定是被人砸出来的。人已经被抬走了，没有什么其他痕迹，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很惨的事件。但是过了两天我又从那儿走的时候，就起风了，有糖纸从楼上飘下来，五颜六色。楼顶上没有房檐，老头老太太爬到那个房顶上跳下来。当时我记得是1969年，糖果是要凭票供应的，一个人一个月好像才二两糖。那么我看到每天一有风就从楼上刮下来一些糖纸，我就在想象：这对老夫妇在自杀之前，大概把积攒了一年的糖都拿到楼上去，两个人把它吃光了，然后就跳下来。那么吃糖的时候，两个人会想到什么，会谈到什么，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今天我会去想，在他们决定手拉手跳楼的时候，人性到那一刹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当时我想，哎呀，不管他们怎么样决定把自己的生命终止了，但是最后的一刹那可能还是美好的，因为两个人坐在那儿，一边吃糖，也许还一边讲他们过去的事情，讲他们相恋的时候的事，最后跳下来。每天还不断地有糖纸飘下来，提醒人们从上面跳下来一对老鸳鸯，好像化蝶似的。
我就感觉好像这对老头老太太就化蝶了，当然这个时候我大概是不到十岁，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幻想，把什么东西都想成童话的时代。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事就觉得不管怎么样，好像还是挺美的。那么这样一种比较凄惨、比较美的东西，在我那个没有正常读书的童年，给我很深的印象。
还有一个我爸爸的同事，也是一名作家，当时她是一个气质非常高雅的人。她是从北京调来的，楼底下要来抄家了，她听到脚步声就立刻把一百片安眠药吃进去，人们就把她送到医院。结果没有病房接受这种病人，人们就把她放在走廊里，写着病因就是畏罪自杀。当时她的全部衣服已经被脱光了，然后插上各种管子在抢救，就因为她是一个有名的女作家，而且又因为她在这种状况下，所以很多人就想把她身上的被单子撩起来看一看，看看她的身体。
因为她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所有人很敬爱的一位作家，所以我当时就气死了，就坐在那儿死活不要去睡觉，守在那儿一夜，说谁来揭开被单我至少要去瞪他一眼，然后把被单给她盖上。后来她被救活了，昏迷一个星期后被救活了，她又回到了北京。很多年以后，我要出国了，专门拜访她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她讲，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千万别到一半又被救活了。你都不知道，就在你的生与死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人性在那时候暴露出来的丑恶不言而喻。有一个电工流里流气地唱着歌走过来，走到她的床边，故意把烟头掉到她的床单上，然后他就抓起那个床单拼命地去抖，这样就能让女人的身体暴露无遗了，我当时看了简直就要……现在想想，世界上怎么有这样丑恶的人，怎么有这样丑恶的心灵？我小时候没这么想，那个时候很小很小，大概是九岁的样子。
中国文学大时代的到来指日可待
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考各种文工团什么的，去跳啊唱啊，很快就被选上了。这样我父母就达到了目的：妹妹走了，哥哥可以留下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孩子，所以他可以留下。就这样我来到了部队里，一下进入了成人的生活，所以很早就知道看人家的脸色。因为一个孩子跟成人打交道，必须学会阅读他的心思，就是看人家的脸色--在部队这种环境里是看人家的一切。所以我觉得我很早就成熟了，能够看一个人的脸色就知道他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对心理学很早就揣摩起来。特别是要学会作为一个女兵在一个男性的社会里面--部队是个男性的社会--怎样存活下去。
最后我在部队待了十三年。第九年的时候，忽然就爆发了一场战争，中越自卫反击战。当时我只有二十岁，因为很缺记者--其实什么都缺，缺护士，缺军医，都缺。我就跟领导说，我好想去当战地记者。他说那好吧--当时任何人申请他都会批准的--但你不能去第一线，就去野战包扎所，去采访伤员就可以了。那时非常快，大概是一两天之内就同意我走，我就背着一支“五四式”手枪，拿着一张特别通行证的票就往前线去了，真是糊里糊涂地从一个舞蹈演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战地记者。
从前线回来我就发现，这个前线把我对一切东西的看法都颠覆了。我过去以为英雄主义是一种样子，到了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青春可以一刹那就全改变了、全毁灭了，一个健全的身体可以一刹那就变成了残疾。
我从前线回来后陷入了一种非常抑郁的状态，写了很多诗歌，从个体生命角度来重新思考这种英雄主义。等这些诗歌陆陆续续被发表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蹈者严歌苓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如果不是这些机遇，如果不是一场突然的自卫反击战，这个严歌苓是不会醒来的。这时我认为自己很多的东西已经是舞蹈不能表达的了，只有用笔来表达。
从此以后我就被调到了创作组，就是部队养专业作家的地方。五年以后我出国留学，到美国以后我发现，我过去在部队有个说法叫体验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体验生活就是假装和某个地方的人生活得一样，搜集一些感受回来写作。那是一种体验，一种姿态，必须要去汲取那样一小块生活，然后把它放大，举一反三，或者“举一反几”地这么去写。
但是到了美国以后一切都不再是体验，是真正的生活。比如说在餐馆打工是为了今天晚上领到那点工资去消费，而不是为了体验什么生活。不像知识分子、作家挺矫情地说什么我要去哪里体验生活。所以我很感谢在三十岁的时候命运又使我重新有了一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机会，到了美国的学校。我当时读的书应该说超过此前读过的书的总和，读了很多书。所以我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直接就去读研究生。当然学校是给了我一些补课的时间，我一步就考取了。
所以我的文学大时代是由于没有文学，或者说是文学的断裂造成的。在美国的时间里，因为是移民，就有了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由于听力、阅读能力以及表达能力都很差，所以自己的内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这个时候去感受周围的移民生活，那种敏感度就使我在美国写了一大批小说，包括当年的《少女小渔》，一出来就得了台湾的文学奖，接着李安导演就来跟我买这个小说的版权。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翻身了，不必再到餐馆打工，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经营起文学来。再走过来是因为我离开了美国。因为我先生要跟我结婚，所以他失去了他的外交官职位，离开了外交部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不是特别稳定，一直到他又重回外交部门。这样我们就出了美国，到了非洲，后来去台北，再后来去欧洲，反正我的生活就这样像吉普赛人一样走来走去。
离开美国以后，我发现自己积累下来的那些很大的素材，像《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小姨多鹤》这样的长篇，我可以从从容容地来写了，我既不是在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的身份，在那里观察移民和体会移民，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继续大陆的生活，所以我把自己曾经记下来的这些故事，包括自己长辈的故事，非常从容地一步步开始创作。
回到中国来参加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对大陆的文学状况不是特别了解，我在作代会上就听一些人告诉我，文学正在边缘化，现在的图书市场非常差，读者群在缩水什么的，我现在才知道我还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不管怎么样我的小说总是被改编成影视剧。虽然我说过改出来的东西我都不敢相认，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们都给我的小说做了很好的广告，在我这里我还没有看到文学缩水的趋势。
中国文学的大时代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也在作代会上听大家都在问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我就在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大时代好像正在发生，但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确实还有待于世界了解。中文本身的难度是一个特例，需要人们在很长时间里去努力。现在的中文小说确实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这也是我跟很多记者说的实话，但是中国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地位越来越受瞩目，所以文化地位很快就会被全世界重视起来。这以后才会有比较专业的翻译作品出来，中国文学可能才会真正的走向世界。我是这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我讲得对不对，只是从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文学大时代。
激发我创作灵感的是同情的耳朵
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只同情的耳朵，我讲的不是怜悯的“同情”，是英语比较常用的“sympathy”，就是对人家有一种--连这个英文词都还不能完全说清这个意思--同感、共感。这只耳朵老是对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总是张开的，总是听别人在讲什么。
我认为作家不是那种特别想表白自己的人，作家的表白一定是想着用文字来的。经常用嘴巴去表白的作家，我不认为都是好作家。我这个人是没什么口才的，我的故事都是听的，像《小姨多鹤》是我很多年前听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我心里萦绕不散。一般萦绕不散的故事，我就认为它有理由被我写出来，就是说这个故事除了它本身以外，还有一层意义。而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故事，比如说网上的故事，报纸上的故事，有时候我的朋友也讲了很多故事，我都听听，如果感觉这个故事有趣，我就想要不要写它。但是过了一阵子可能就发现这个故事仅仅就是一个故事。故事的后面、深处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想通过写作一个故事的时候，挖掘出来的，使自己去认识它，也想让读者去认识它。也许我挖掘出来的这层意义不止一层，也许写着写着以后就发现它有好几层，那么每个读者读起来他又发现一种意义，这就是值得写的故事。
所以我除了听故事之外，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储藏故事的过程。储藏故事使其自己发酵，一段时间以后，等我对故事的激情慢慢地平息了，我就能发现这个故事还有什么是比它本身的价值更大的。
有的时候写个故事赚来的钱可能有一半要花在做调查上面。比如说我写《小姨多鹤》要到日本去，要到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主人公原来住的一带去。要派人帮我做调查，要找日本人来做。找到这个山村之后，我们所有的人--两个翻译和我--全都要开到这个小山村去住。住了几天以后找到了当年这些年轻女孩子，她们曾经被中国家庭保护过、收养过，我们就跟她们进行交谈。我们去找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八十岁了。这种时候的费用不是当时我在美国打工就能够支持的。在美国的时候我心里也有这个故事，我也知道我很想写这个故事，但在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去写。
所以这种成本不能去想，因为那需要很高的成本。那个翻译一个小时就要不少日元的。所以就让这个翻译带着我去了那个小山村两次，后来我自己去的冲绳岛，因为我知道冲绳岛有那么两百多个自杀的日本女孩子。我想懂得日本女孩子的内心，所以我自己又去了冲绳岛。这种调查是越调查越觉得我占有的资料太少，越想更多地去调查，就想着我这样仓促地写出这个东西来，日本人会认吗？
写《第九个寡妇》也是。突然要写一个农村女人我也写不了，所以我就要到农村去住，去跟人家一块挖红薯、去摘棉花，特别是跟农村的老人聊天，跟老人做好朋友。所以这整个的投资，包括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浩大的。
我所有的小说都不可能被总结成两三句话
《陆犯焉识》这部作品是我最艰难的一次创作，但同时这部书也是我最满意的一部书。首先主人公是基于我的祖父这个形象来写的。对一般人来说写自己家的人，会感觉到有一点困难，因为其实在下意识里写作者已经有一个自我审度、为自己家族把关的眼光在里面。我能把这个人物写到几分？多少是我对他的褒奖，多少是我对他的批判？所以这种东西本身是非常难把握的。
像我就非常难写第一人称“我”的长篇小说，为什么呢？一般用了“我”这个字，在写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审度这个人和真实的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写起行为来，就非常难把真实的，特别是丑恶的一刹那的心理写进去，这就是很难的一点。
那么为什么说这部作品令我满意呢？因为我对自己提出来的这种挑战完成了。而且我本来不去碰知识分子，从来不写知识分子。所谓的精英分子，他们的命运在我眼里好像多多少少都有点类似，都是比较辉煌的，都是很成功的。当然我爷爷是自杀的，但在他自杀之前也是蛮成功的。这种人有规律可循，边缘人物的规律就要少一点。规划少的人，戏剧容易围绕他们发生，所以他们的遭遇比较多。就像遭遇战一样，今天碰到什么，明天碰到什么，都是他们不可预期的东西，所以写这样的人我比较来劲。
还有就是我总是觉得精英人物有点矫情，一旦他们学成了，就纠结了一大堆概念在自己身上，所以本我已经被压制得很小了，这样的人没什么写头。我一直有这样的认识，觉得他们是比较呆板、比较苍白又比较矫情的生命。我这个人就怕人家矫情。所以这部作品能够把这类人物写出来了，而且我自己看完以后还是非常感动的，那么我认为我胜利了。
生活当中喜剧的事情不是很多的，在我看来，这取决于写它的人，或者读它的人的态度。陆焉识他最后又走回了草地，他认为草地大得随处可以有自由。他心中自由的概念一直在变，一再地推翻、一再地寻找。他曾经被特赦，释放回到上海。回到了家里，他再次有了一种进入牢笼的感觉，最后他又回到了他的流放地。这对一个老人来说未必不是一个喜剧。他在家里，一个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是进入了喜剧的地方，他自己却生出一种感觉，他变成了家里的老奴。整天他就是把两块桌椅板接起来，长长的，坐在浴缸上面拼命给家里人洗衣服。这个人已经没有自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宁可回到曾经被流放的地方。所以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再来说《金陵十三钗》。这部小说最开始发表以后，是被一个美国的朋友，一个在美国出版了很多南京大屠杀图片的出版人买去了，他说他要拍电影。张艺谋也想买，然后我就把他们两个介绍在一起，所以现在这个朋友是张艺谋的一个执行制片人，可能是这样的头衔。
我记得张艺谋最开始为了这件事情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角度很妙的反映一场大屠杀的故事。至少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用大的、宏观的叙事方式来叙述的屠城。这可能是他当时的考虑，但是他究竟是怎么考虑的，也许谁都不知道。总之他是看到了里面的故事和里面的人物。我不管怎么样是个讲故事讲得还不错的人吧，就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电影里面故事的脉络还是原来的，尽管里面有很多改编的成分，但是故事的脉络还是跟原来差不多。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夹缝里的这些人，在生和死这么短短的几天里，人性在极致环境下的展露，还是这么一个故事。
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白蛇》，很多人都认为它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我也很喜欢《白蛇》，其实《白蛇》这个作品写完之后，时隔很多年，回过头我去思考自己想表现什么。我认为在写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表现，只想表现那层我还看不透的意义。就是我写这个故事时有一层意义我看不透，也许写完我还看不透。我在写的途中企图发现它是什么，但一直也没有真正地发现。
如果这层意义被我三句话讲出来了，这本小说一定不行的，一定是概念先行的，所以我所有的小说都不可能把它总结在两三句话里，告诉人们它是讲什么的。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有很多人喜欢它。最近又有人说要把它排成话剧。我想它到底是讲了什么呢？可能是讲一对女生之间产生的爱情，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时期是不会发生的。但就是因为“文革”这样非常的时期，使非正常的感情，就是这种女生对女生的爱发生了，把一个本身不会爱女人的人变成了一个女同志。但这个非常时期结束了，她们也就各归各位了。
所以这场恋爱，这场惊心动魄的不为人知的恋爱，是一段非常丑恶和暴力横生的时代所带来的一段美好的秘密的爱情。一旦这个暴力的丑恶的时代结束，人们回到正常的状态下，她们的美好情感也就结束了。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同样一段历史被张三李五王二麻子所经历，那么这段历史造就的三个人的个人史是不一样的。所以“文革”这段历史造就了千万人不同的个人史，对这两个人就造就了这样一段秘密的感情史。
我在《陆犯焉识》里写了上海，之前王安忆、张爱玲也写过上海。王安忆她生活在上海的时间比我长，张爱玲就更不用说了。我在上海的时间就那么五六年，我们家很早就搬出上海了，但是我写上海是凭着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上海人的那种血液写的。人有一种密码，我是那个地方的人，家里的那种气氛，还有作为上海人的祖辈血液，就会流传到我身上。我必然会对上海有一种直觉，有一个秘密的认识，所以我凭着这种像动物一样的直觉在写上海。
我对上海的记忆很多都是关于气味的。上海的气味好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特别是上海的水，上海的水煮出来的饭，上海的那种梅雨天的感觉。因为上海的梅雨很多嘛，衣箱打开，家家箱子里都会发出来那种气味。我对上海的认识有点像小动物似的。
我写上海的时候就非常心虚，怎么说呢，我要靠看书，要不断地回到上海跟我的亲戚聊天，从他们的话里了解上海。要跟他们正经地讨论上海那就不行了，他们也就傻掉了，因为他们认为我就是个上海人。我不用再特别问他们什么好去了解上海，就从他们那种举止言谈当中，我就在体会这个上海，怎么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再到现在。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次写上海其实自己也蛮骄傲的，我把上海还是写得很像的，包括我的一些上海的亲戚认为这个上海确实是他们可以认同的上海，这样我心里也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严歌苓，美籍华人女作家，代表作《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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