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劣都由比较得来,一生都在喝坏酒,不会觉得酒的坏,喝过一些好酒以后,坏酒一进口就不对味,一切方面的趣味大抵如此。
《文学的低级趣味》
作者:朱光潜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
关于作品内容
一般讨论文学的人大半侧重好的文学作品,不很注意坏的文学作品,所以导引正路的话说得多,指示迷途的话说得少。我以为文学本身上的最大毛病是低级趣味。所谓“低级趣味”就是当爱好的东西不会爱好,不当爱好的东西偏特别爱好。古人有“嗜痂成癖”的故事,就饮食说,爱吃疮疤是一种低级趣味。在文学上,无论是创作或欣赏,类似“嗜痂成癖”的毛病很多。许多人自以为在创作文学,或欣赏文学,其实他们所做的勾当与文学毫不相干。文学的创作和欣赏都要靠极锐敏的美丑鉴别力,没有这种鉴别力就会有低级趣味,把坏的看成好的。这是一个极严重的毛病。
美学家 朱光潜
我把我所举的十种低级趣味略加分析,发现其中有五种是偏于作品内容的,另外五种是偏于作者态度的。先说关于内容方面的低级趣味。本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在内容与形式构成不可分拆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如果有人专从内容着眼或专从形式着眼去研究文学作品,他对于文学就不免是外行。但是一般人往往不明白这个浅近的道理,遇到文学作品,不追问表现是否完美,而专去问内容。他们所爱好的内容最普遍的是下列五种:
第一是侦探故事。人生来就有好奇心,一切知识的寻求,学问的讨探以及生活经验的尝试都由这一点好奇心出发。故事的起源也在人类的好奇心。小孩略懂人事,便爱听故事,故事愈穿插得离奇巧妙,也就愈易发生乐趣。穿插得最离奇巧妙的莫过于侦探故事。看这种故事有如猜灯谜,先有一个困难的疑团,产生疑团的情境已多少埋伏着可以解释疑团的线索,若隐若现,忽起忽没,旧线索牵引新线索,三弯九转,最后终于转到答案。在搜寻线索时,“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一种乐趣;在穷究到底细时,“一旦豁然贯通”,更是一种乐趣。所以爱好侦探故事本身并不是一种坏事,在文学作品中爱好侦探故事的成分也不是一种坏事。但是我们要明白,单靠寻常侦探故事的一点离奇巧妙的穿插绝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而且文学作品中有这种穿插的,它的精华也绝不在此。文学作品之成为文学作品,在能写出具体的境界,生动的人物和深刻的情致。它不但要能满足理智,尤其要感动心灵。这恰是侦探故事所缺乏的,看最著名的《福尔摩斯侦探案》或《春明外史》就可以明白。它们有如解数学难题和猜灯谜,所以打动的是理智不是情感。一般人的错误就在把这一类故事不但看成文学作品,而且看成最好的文学作品,废寝忘食,手不释卷,觉得其中滋味无穷。他们并且拿读侦探故事的心理习惯去读真正好的文学作品,第一要问它有没有好故事,至于性格的描写,心理的分析,情思与语文的融贯,人生世相的深刻了解,都全不去理会。如果一种文学作品没有侦探故事式的穿插,尽管写得怎样好,他们也尝不出什么味道。
其次是色情的描写。文学的功用本来在表现人生,男女的爱情在人生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文学作品常用爱情的“母题”,本也无足深怪;一般读者爱好含有爱情“母题”的文学作品更无足深怪。西厢记里“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几句所指的是男女交媾。普通男女交媾是一回事;这几句词不只是这么一回事,它在极淫猥的现实世界之上造成另一个美妙的意象世界。我们把几句词当作文欣赏时,我们惊赞这样极平凡的事实表现得这样美妙。如果我们所欣赏的只是男女交媾那件事实,那么,我们大可以在实际人生中到处找出这种欣赏对象,不必求之于文艺。这个简单的说明可以使我们明白一般文艺欣赏的道理。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所当要求的是美感,是聚精会神于文艺所创造的意象世界,是对于表现完美的惊赞;而不是实际人生中某一种特殊情绪,如失恋、爱情满意、穷愁潦倒、恐惧、悲伤、焦虑之类。自然,失恋的人读表现失恋情绪的作品,特别觉得痛快淋漓。这是人之“常情”却不是“美感”。文艺的特质不在解救实际人生中自有解救的心理上或生理上的饥渴,它不应以刺激性欲或满足性欲为目的,我们也就不应在文艺作品中贪求性欲的刺激或满足。但是事实上不幸得很,有许多号称文艺创作者专在逢迎人类要满足实际饥渴一个弱点,尽量在作品中刺激性欲,满足性欲;也有许多号称文艺欣赏者在实际人生中的欲望不能兑现,尽量在文学作品中贪求性欲的刺激和满足。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以流行,就因为这个缘故。
第三是黑幕的描写。拿最流行的小说来分析,除掉侦探故事与色情故事以外,最常用的材料是社会黑幕。本来社会确有它的黑暗方面,文学要真实地表现人生,并没有把世界渲染得比实际更好的必要。如果文艺作品中可悲的比可喜的情境较多,唯一的理由就是现实原来如此,文学只是反映现实。所以描写黑幕本身也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悲剧和悲刻性的小说所以崇高,并不在描写黑幕,而在达到艺术上一种极难的成就,于最困逆的情境见出人性的尊严,于最黑暗的方面反映出世相的壮丽。它们令我们对于人生朝深一层看,也朝高一层看。我们不但不感受实际悲惨情境所应引起的颓丧与苦闷,而且反能感发兴趣,对人生起一种虔敬。从悲剧和悲剧性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出艺术点染的功用。大约情节愈惨酷可怕,艺术点染的需要也就愈大,成功也就愈难。所以把黑幕化为艺术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只有黑幕而没艺术,它所赖以打动读者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一点强烈的刺激。我们在作品中爱看残酷、欺骗、卑污的事迹,犹如在实际人生中爱看这些事迹一样,所谓“隔岸观火”,为的是满足残酷的劣根性。刑场上要处死犯人,不是常有许多人抢着去看么?离开艺术而欣赏黑幕,心理和那是一样的,这无疑地还是一种低级趣味。
第四是风花雪月的滥调。古代文艺很少有流连风景的痕迹,自然通常只是人物生活的背景,画家和文人很少为自然而描写自然。崇拜自然的风气在欧洲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起来以后才盛行。在中国它起来较早,从东晋起它就很占势力,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陶谢的诗是这种新风气之下最灿烂的产品。从艺术境界说,注意到自然风景的本身,确是一种重要的开拓。人类生长在自然里,自然由仇敌而变成契友,彼此间互相的关系日渐密切。人的思想情感和自然的动静消息常交感共鸣。这是文艺上一种很重要的演进,谁都不否认。但是因为自然在大艺术家和大诗人的手里曾经放过奇葩异彩,因为它本身又可以给劳苦困倦者以愉快的消遣和安息,一般人对于它与艺术的关系便发生一种误解,以为风花雪月花鸟山水之类事物是美的,文艺用它们做材料,也就因而是美的。这是误解,因为它假定艺术的美丑取决于题材的美丑。有些作家相信要写成伟大的作品,必选择伟大的题材如英雄事迹之类,和相信作品里有风花雪月花鸟山水等等就可以美,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不明白“连篇累牍尽是月露风云”,其中有许多实在是空洞腐滥,不表现任何情感,也不能引起任何情感。从前号称风雅的骚人墨客常犯这毛病,现在新文学家有时也“雅到俗不可耐”。许多关于自然描写都没有情感上的绝对必要,只是相习成风,人家盲目地说这才美,自己也就跟着相信这真是美。这种心理习惯,就是心理学家所谓“套板反应”(stock response),是一切低级趣味的病根。
第五是口号教条。文艺是不是一种宣传工具呢?关于这一点,我知道我的意见和许多人的不相同,话说来很长。从一方面看,文艺对于人生必有彻底的了解与同情,把这了解与同情渗透到读者的心里,使他们避免狭陋与自私所必有的恶果;同时,它让心灵得到自由活动,情感得到健康的宣泄和怡养,精神得到完美的寄托场所,超脱现实世界所难免的秽浊而徜徉于纯洁高尚的意象世界,知道人生永远有更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在前面,——这一切都可以见出文艺对于人的影响是良好的,人可以从文艺中得到极好的教训,最好的宣教工具就莫过于文艺。但从另一方面看,文艺在创作与欣赏中都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境界,它自有它的生存理由,不是任何其他活动的奴属,除掉创造出一种合理慰情的意象世界叫做“作品”的东西以外,它没有其它目的,其它目的如果闯入,那是与艺术本身无关的。存心要创造艺术,那是一种内在的自由的美感活动;存心要教训人,那是一种道德的或实用的目的。这两桩事是否可合而为一呢?一箭射双雕是一件很经济的事,一人骑两马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拿文艺做宣传工具究竟属于哪一种呢?从美学看,创作和欣赏都是聚精会神的事,顾到教训就顾不到艺术,顾到艺术就顾不到教训。从史实看,大文艺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生极深刻的教训作用,可是他们自己在创造作品时大半并不存心要教训人,存心要教训人的作品大半没有多大艺术价值。所以我对于利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一事极端怀疑。我并不反对宣传,但是我觉得用文艺作宣传工具,作品既难成功,就难免得反结果,使人由厌恶宣传所取的形式因而厌恶到所宣传的主张。我也很了解甚至同情宣传者要冒文艺的名,但是我觉得从事于文艺的人要明白此中底细,立定脚跟,不要随声附和。我本不想说出这番不合时宜的话来开罪许多新作家,但是我深深感觉到“口号教条文学”在目前太流行,而中国新文学如果想有比较伟大的前途,就必须作家们多效忠于艺术本身。他们须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以至于读者的尊严;否则一味作应声虫,假文艺的美名,做呐喊的差役,无论从道德观点看或从艺术观点看,都是低级趣味的表现。
总观上述五种弊病,共同的病根在离开艺术而单讲内容。离开艺术,内容本身就可以使我们爱好或厌恶,那自然也是常有的事,但那并不是艺术观点上的好恶;我们要爱它恶它,并不一定要在艺术作品中去找它。许多伟大的作品所用的材料都很平凡,许多美丽的作品所用的材料都很丑陋。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而在取生糙的自然在情感与想像的炉火里镕炼一番,再雕琢成为一种超自然的意象世界。我们鉴赏的对象不是未经艺术点化以前生糙的内容,而是艺术点化以后的作品。艺术点化的成功或失败就是美丑好恶所应有的唯一的标准。离开这标准而对于艺术作品判美丑,起好恶,那就是低级趣味。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
关于作者态度
文艺的功用在表现作者的情感思想,传达于读者,使读者由领会而感动。就作者说,他有两重自然的急迫需要。第一是表现。情感思想是生机,自然需要宣泄,宣泄才畅通愉快,不宣泄即抑郁苦闷。所以文艺是一件不得已的事。一个作家如果无绝对的必要,他最好是守缄默;得已而不已,勉强找话来说,他的动机就不纯正,源头就不充实,态度就不诚恳,作品也就不会有很大的艺术价值。其次是传达的需要。人是社会动物,需要同情,自己愈珍视的精神价值愈热烈地渴望有人能分享。一个作者肯以深心的秘蕴交付给读者,就显得他对读者有极深的同情,同时也需要读者的同情报答。所以他的态度必须是诚恳的,严肃而又亲切的。如果一个作家在内心上并无这种同情,只是要向读者博取一点版税或是虚声,为达到这种不很光明的目的,就不惜择不很光明的手段,逢迎读者,欺骗读者,那也就决说不上文艺。在事实上,文艺成为一种职业以后,这两种毛病,这表现与传达两种急迫需要的缺乏,都很普遍。作者对自己不忠实,对读者不忠实,如何能对艺术忠实呢?这是作者态度上的基本错误,许多低级趣味的表现都从此起。
第一是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文艺必出于至性深情,谁也知道。但是没有至性深情的人也常有出产作品的引诱,于是就只有装腔作势,或是取浅薄俗滥的情调加以过分的夸张。人非木石,谁对于人事物态的变化没有一点小感触?春天来了,万物欣欣向荣,心里不免起一阵欣喜或一点留恋;秋天来了,生趣逐渐萧索,回想自家身世,多少有一点迟暮之感;清风明月不免扰动闺思,古树暮鸦不免令人暗伤羁旅;自已估定的身价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就觉得怀才莫展,牢骚抑郁;喝了几杯老酒,心血来潮,仿佛自己有一副盖世英雄的气概,倘若有一两位“知己”,披肝沥胆,互相推许,于是感激图报的“义气”就涌上来了。这一切本来都是人情之常,但是人情之常中正有许多荒唐妄诞,酸气滥调,除掉当作喜剧的穿插外,用不着大吹大擂。不幸许多作家终生在这些浅薄俗滥的情调中讨生活,像醉汉呓语,就把这些浅薄俗滥的情调倾泻到他们所谓“作品”里去。我们在这新旧交替之际,还有许多人一方面承继着固有的骚人墨客和才子佳人的传统,一方面又染着西方浪漫主义的比较粗陋一面的色彩,满纸痛哭流泪,骨子里实在没有什么亲切深挚的情感。这种作品,像柏拉图老早就已经看到的,可以逢迎人类爱找情感刺激的弱点,常特别受读者欢迎。这种趣味是低级的,因为它是颓废的,不健康的,而且是不艺术的。
其次是憨皮臭脸,油腔滑调。取这种态度的作者大半拿文艺来逢场作戏,援“幽默”作护身符。本来文艺的起源近于游戏,都是在人生世相的新鲜有趣上面玩索流连,都是人类在精力富裕生气洋溢时所发的自由活动,所以文艺都离不开几分幽默。我们须承认幽默对于文艺的重要,同时也要指出幽默是极不容易的事。幽默有种种程度上的分别。说高一点,庄子、司马迁、陶潜、杜甫一班大作家有他们的幽默;说低一点,说相声、玩杂耍、村戏打诨、市井流氓斗唇舌、报屁股上的余兴之类玩意也有他们的幽默。幽默之中有一个极微妙的分寸,失去这个分寸就落到下流轻薄。大约在第一流作品中,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严肃常化成一片,一讥一笑,除掉助兴和打动风趣以外,还有一点深刻隽永的意味,不但可耐人寻思,还可激动情感,笑中有泪,讥讽中有同情。许多大诗人、悲剧家、喜剧家和小说家常有这副本领。不过这种幽默往往需要相当的修养才能领会欣赏,一般人大半只会欣赏说相声、唱双簧、村戏打诨、流氓显俏皮劲那一类的幽默。他们在实际人生中欢喜这些玩意,在文艺作品中也还是要求这些玩意。有些作家为要逢迎这种低级趣味,不惜自居小丑,以谑浪笑傲为能事。前些时候有所谓“幽默小品”借几种流行的刊物轰动了一时,一般男女老少都买它,读它,羡慕它,模仿它。一直到现在,它的影响还很大。
第三是摇旗呐喊,党同伐异。思想上只有是非,文艺上只有美丑。我们的去取好恶应该只有这一个标准。如果在文艺方面,我们有敌友的分别,凡是对文艺持严肃纯正的态度而确有成就者都应该是朋友,凡是利用文艺作其他企图而作品表现低级趣味者都应该是仇敌。至于一个作者在学术、政治、宗教、区域、社会地位各方面是否和我相同,甚至于他和我是否在私人方面有恩怨关系,一律都在不应过问之列。文艺是创造的,各人贵有独到,所以人与人在文艺上不同,比较在政治上或宗教上不同应该还要多些。某一地某一时的文艺,不同愈多,它的活力也就愈广。当然,每一时一地的作家倾向常有相近的,本着同声相应的原则,聚集在一起成为一种派别,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而且本身也不是坏事。不过模仿江湖帮客结义的办法,立起一个寨主,树起一面旗帜,招徒聚众,摇旗呐喊,自壮声势,逼得过路来往人等都来“落草”归化,敢有别树一帜的就兴师动众,杀将过去,这种办法于己于人都无好处,于文艺更无好处。我们毋庸讳言,这种江湖帮客的恶习在我们的文艺界似仍猖獗。文艺界也有一班野心政客,要霸占江山,垄断顾客,争窃宗主,腼颜以“提携新进作家”自命,招收徒弟,一有了“群众”,就像王麻儿卖膏药,沿途号喊“只此一家,谨防假冒”,至于自己的膏药是“万宝灵应”,那更不用说了。他们一方面既虚张自己的声势,写成一部作品便大吹大擂地声张出去;一方面又要杀他人的威风,遇到一个不在自己旗帜之下的作品,便把它扯得稀烂,断章取义把它指摘得体无完肤,最优待的办法也只是予以冷酷的忽视。这种“策略”并不限于某一派人。可怜许多天真的读者经不起这种呐喊嘲骂的暗示,深入彀中而不知,不由自主地养成一些偏见,是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好的,某派某人的作品必定是坏的,在阅读与领会之前便已注定了作品的价值。拿“低级趣味”来形容他们,恐怕还太轻了吧。
第四是道学冬烘,说教劝善。我们在讨论题材内容时,已经指出文艺宣传口号教条的错误。在这里我们将要谈的倒不是有意作宣传的作品,而是从狭义的道德观点来看作品中人物情境这个普遍的心理习惯。文艺要忠实地表现人生,人生原有善恶媸妍幸运灾祸各方面。我们的道德意识天然地叫我们欢喜善的,美的,幸运的,欢乐的一方面,而厌恶恶的,丑的,灾祸的,悲惨的一方面。但是文艺看人生,如阿诺德所说的,须是“镇定的而且全面的”(Look on life steadily and as a whole),就不应单着眼到光明而闪避黑暗。站在高一层去看,相反的往往适以相成,造成人生世相的伟大庄严,一般人却不容易站在高一层去看,在实际人生中尽管有缺陷,在文艺中他们却希望这种缺陷能得到弥补。莎士比亚写《李尔王》,让一个最孝顺最纯洁的女子在结局时遭遇惨死。约翰逊说他不能把这部悲剧看到终局,因为收场太惨。十八世纪中这部悲剧出现于舞台,收场完全改过。孝女不但没有死而且和一位忠臣结了婚。我们中国的《红楼梦》没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大团圆,许多人也引为憾事,所以有《续红楼梦》来弥补这个缺陷。《西厢记》本来让莺莺改嫁郑恒,《锦西厢》却改成嫁郑恒的是红娘,莺莺终于归了张珙。诸如此类的实例很多,都足以证明许多人把“道德的同情”代替“美感的同情”。这分别在那里呢?比如说一个戏子演曹操,扮那副老奸巨滑的样子,维妙维肖,观众中有一位木匠手头恰提着一把斧子,不禁义愤填膺,奔上戏台去把演曹操的那人的头砍下。这位木匠就是用“道德的同情”来应付戏中人物;如果他用“美感的同情”,扮曹操愈像,他就应该愈高兴,愈喝彩叫好。懂得这个分别,我们再去看看一般人是用哪一种同情去读小说戏剧呢?看武松杀嫂,大家感觉得痛快,金圣叹会高叫“浮一大白”;看晴雯奄奄待毙,许多少爷小姐流了许多眼泪。他们要“善恶报应,因果昭彰”,要“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要替不幸运的打抱不平。从道德的观点看,他们的义气原可钦佩;从艺术的观点看,他们的头脑有些道学冬烘气,都不免有低级趣味在作祟。
第五是涂脂抹粉,卖弄风姿。文艺是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卖弄。表现的理想是文情并茂,“充实而有光辉”,虽经苦心雕琢,却是天衣无缝,自然熨贴,不现勉强作为痕迹。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像一个大家闺秀,引人注目而却不招邀人注目,举止大方之中仍有她的贞静幽闲,有她的高贵的身份。艺术和人一样,有它的品格,我们常说某种艺术品高,某种艺术品低,品的高低固然可以在多方面见出,最重要的仍在作者的态度。品高的是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高华完美。品低的是内不充实而外求光辉,存心卖弄,像小家娼妇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眉挑目送的样子。文艺的卖弄有种种方式。最普遍的是卖弄词藻,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显得花枝招展,绚烂夺目,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其次是卖弄学识。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解在水里,尝得出味,指不出形状。有时饱学的作者无心中在作品中流露学识,我们尚不免有“学问汩没性灵”之感,至于有意要卖弄学识,如暴发户对人夸数家珍,在寻常人如此已足见趣味低劣,在文艺作品中如此更不免令人作呕了。过去中国文人犯这病的最多,在诗中用僻典,谈哲理,写古字,都是最显著的例。新文学作家常爱把自己知道比较清楚的材料不分皂白地和盘托出,不管它是否对于表现情调、描写人物或是点明故事为绝对必需,写农村就把农村所有的东西都摆进去,写官场也就把官场所有的奇形怪状都摆进去,有如杂货店,七零八落的货物乱堆在一起,没有一点整一性,这也还是卖弄学识。第三是卖弄才气。文艺作者固不能没有才气,但是逞才使气,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像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法国诗人魏尔兰所一再指示的,文学不应只有“雄辩”(eloquence),而且带不得雄辩的色彩。“雄辩”是以口舌争胜,说话的人要显出他聪明,要博得群众的羡慕,要讲究话的“效果”,要拿出一副可以镇压人说服人的本领给人看,免不掉许多装模作样,愈显得出才气愈易成功。但是这种浮浅的炫耀对于文学作品却是大污点。一般文学作者愈有才气,也就愈难避免炫耀雄辩的毛病。从前文人夸口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文成一字不易,做诗押险韵,和韵的诗一做就是几十首,用堂皇铿锵的字面,戏剧式表情的语调,浩浩荡荡,一泻直下,乍听似可喜,细玩无余味,这些都是卖弄才气,用雄辩术于文学。爱好这一类的作品在趣味上仍不很高。
文艺趣味上的毛病是数不尽的,以上十点只是举其荦荦大者。十点之中有些比较严重,有些比较轻微,但在一般初学者中都极普遍。许多读者听到我这番话,发现他们平时所沾沾自喜的都被我看成低级趣味,不免怪我太严格苛求,太偏狭。这事不能以口舌争,我只能说:一个从事文学者如果入手就养成低级趣味,愈向前走就离文学的坦途大道愈远。我认为文学教育第一件要事是养成高尚纯正的趣味,这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是多多玩味第一流文艺杰作,在这些作品中把第一眼看去是平淡无奇的东西玩味出隐藏的妙蕴来,然后拿“通俗”的作品来比较,自然会见出优劣。优劣都由比较得来,一生都在喝坏酒,不会觉得酒的坏,喝过一些好酒以后,坏酒一进口就不对味,一切方面的趣味大抵如此。
(因篇幅所限,文章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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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学》
作者: 朱光潜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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