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是卡夫卡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也许我们都对文中充满想象力的荒诞情节印象深刻：某一天，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从此他的生活急转直下，堕入了万丈深渊……
在学者叶廷芳看来，《变形记》不仅仅是一篇充满黑色幽默与荒诞色彩的小说。在荒诞不经的表象下，《变形记》反映的是20世纪初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对生活和命运的焦虑与恐惧，其中承载着卡夫卡对于“孤独”与“异化”的深刻思考。
下文摘选自《世界名著大师课：综合卷》，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变形记》：
一个荒诞不经的现代寓言故事
文 | 叶廷芳
第一节
一个人变成甲虫的故事
凡了解一点欧洲文学的人可能都知道，在欧洲文学史上，在前后两千年间有过两部同名的文学名著《变形记》。一部是1世纪初，也就是公元8年由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写的长篇叙事诗《变形记》，一部则是20世纪初，即1912年由奥地利现代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写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但这两部名著从体裁到题材再到创作技巧都毫不相干。奥维德的《变形记》采用的是神话传说的题材，其中的人或神经常变成动物、植物甚至石头。而卡夫卡的《变形记》则讲述了一个人由人变成一只甲虫的故事。
先来介绍一下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故事情节。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德文的姓名排列：前面是名，后面是姓）生活在一个普通劳动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一位与他感情很好的妹妹格莱特。格里高尔担任一家公司的旅游推销员，用他的工资维持全家生活。一天早晨起床时，格里高尔突然觉得起不来了，接着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偌大的甲虫，身上的许多小腿脚在划动。他大惊失色！但他首先着急的是，若不能及时上班，必然招致老板派的人来家查问，直接影响他的饭碗。而他如今这般模样如何去见公司的人呢？！不久，公司经理手下的协理果然来敲门了！家人，尤其是父亲对儿子的突发事件气急败坏，母亲则忧伤不已。格里高尔万般无奈地侧翻过来跌到了地上，又依靠着那些细腿慢慢把身子挪到了门边，又用牙齿艰难地把门锁打开，父亲一见他的样子，怒不可遏，一把将他推了回去。母亲则立刻晕倒在地！格里高尔却一心想冲出房门，挽留协理，求他在经理面前说句好话，不要辞掉他！但协理像见了妖怪似的惊恐万状，赶紧跑出大门一溜烟走了！
格里高尔从此不得不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躲在沙发底下，羞于见人。只有好妹妹格莱特每天负责给他送饭、打扫，偶尔目光相遇，也当作没看见。日子长了，他身上人的习性日益减少，虫的习性则日益增加，独自四处爬行，甚至还自得其乐地玩了起来。但人的基本思维能力却始终没有完全丧失。母亲很想开门见见他，却屡被家人劝阻，于是她悲愤地喊出：我怎么也得看看他，“他是我不幸的儿子啊！”。
由于儿子丢了工作，家里不得不辞掉侍女，而且每个人不得不找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差事，包括业已退休五年的父亲。鉴于格里高尔越来越不见好转的希望，原来最关心他的妹妹首先失去了耐心，把每天的伺候当作负担，敷衍了事！一天，格里高尔溜出了房间，恰巧被刚刚回家的父亲看见了，父亲气愤不已，顺手抡起旁边的苹果一个个向他背上砸过去，其中一个竟陷进了他的脊背里，造成格里高尔的致命伤！
为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家里腾出一部分房间对外出租。当三位房客正在听格莱特演奏小提琴，格里高尔悄悄挤进来盘算着将来送妹妹上音乐学院时，他的形象让房客们吓了一跳！他们马上要求退房！
格里高尔更成了家里急欲除之而后快的负担了！妹妹再也不愿照料他，并劝说父亲赶紧想办法摆脱这个“怪物”。家里雇来了一个老婆子当钟点工，兼管格里高尔的房间。但此人干活草率、语言粗鲁，直呼格里高尔为“屎壳郎”！没过多久，本来已经骨瘦如柴的格里高尔终于一命呜呼了！他干枯的甲虫的尸体被老侍女一把扫进了垃圾桶。
一场灾难终于过去，全家如释重负。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萨姆沙一家三口痛痛快快地乘电车去郊外春游了一天。当青春焕发的格莱特伸出她结实的胳膊、舒展她的歌喉时，萨姆沙夫妇欣喜地看到，自己的女儿“已经出落成一个体态丰满的美丽姑娘了”！这个结尾有尼采的“永恒循环”的音响：一个生命熄灭了，另一个生命正茁壮成长。卡夫卡十年后写的《饥饿艺术家》也有类似的结尾。
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深刻、耐读，让人琢磨不尽，是因为它们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往往是多义的，因而有着多重解释性。还有一点，即在卡夫卡的一些主要代表作品中，都晃动着作者自己的身影，这更耐人寻味。因此在分析卡夫卡的作品时，不能不联系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下面，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变形记》。
在卡夫卡的创作生涯中，1912年这个年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1912年以前，卡夫卡也写了一些篇幅很短的速记性的试笔，一两页、两三页，不妨称之为“小小说”。它们曾集成一个小册子，一共16篇，题为《观察》。不过它们都还不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但从1912年的秋冬两季先后诞生的短篇小说《判决》和《变形记》开始，卡夫卡的虚构性作品就一直是现代型或现代主义的了！
弗兰兹·卡夫卡，图源网络
那么，用什么来衡量或标识“现代”或“非现代”的文学作品呢？我的回答是美学特征和思维方式。
在欧洲文学史上，美学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按照德国文论家奥伊尔巴哈的说法，一种是重客观描写的，叫“荷马方式”，一种是重主观想象的，叫“圣经方式”；前者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卡奇为代表，后者则以柏拉图、康德、弗洛伊德为代表。但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模仿论”美学以后，这一主张在欧洲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初由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它才受到挑战，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主义运动的兴起，“模仿论”遭到更严重的颠覆。从此，重主观的“表现论”美学很快占了上风。公司雇员卡夫卡作为作家的崛起及其小说《变形记》的风行于世就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
《变形记》之所以能够得势，还由于另一个因素的出现，那就是传统理性思维的式微与非理性思维的应运而生。所谓“非理性思维”就是不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思考或言说。这一现象的产生与这一时期现代心理学的兴起有关。这门学科的创始人奥地利犹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提出了潜意识、无意识等概念，并把梦作为活跃因素列入创作范畴，这就出现了“内宇宙”的概念和无限的想象空间。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美学形态的变革还是思维方式的更新都是以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头30年欧洲产生过的主要流派先后就有象征主义运动、未来主义运动、表现主义运动、达达主义运动、超现实主义运动等。其中声势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当推主要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表现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始于1910年，到1924年结束，其高潮是1910年至1920年。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期几乎与表现主义运动共始终。
那么，表现主义的创作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追求强烈的感情；二是好用酷烈的画面；三是善用象征和譬喻的艺术技巧；四是常用梦幻的表现效果；五是喜欢怪诞的手法；六是追求神奇的情节；等等。可以说，这些特点，除了第一点，《变形记》都囊括了，尤其是第五点和第六点，也就是怪诞的手法和神奇的情节。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很喜欢采用的一种技巧叫“间离法”，或叫“陌生化效果”，就是用一种手法把人们所熟悉的事物与之隔离开来，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时而感到“陌生”，从而得出另一种结论或看法。而“怪诞”是“间离法”的常见手法，它在瑞士著名戏剧家迪伦马特那里是“拿手好戏”。
《变形记》开头第一句就以爆炸性的奇事抓住人心：“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虫。”是童话吗？再看下去吧——是完全严肃的、沉重的故事。这就是用怪诞的手法所达到的间离效果或陌生化效果。
这个故事若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来写，那将是：格里高尔突然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久治不愈，家人渐渐产生厌烦，最后巴不得他快快死去。这样写也能真实地写出“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世态炎凉。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名作《伊凡·伊利奇之死》就是这么写的。
但是，现在不妨把它与《变形记》比较一下，哪个更有震撼力和感染力呢？恐怕还是后者。理由很简单：主人公变形过程的那种突发性与惨烈性以及变形以后对渐渐厌弃他的亲人们不能做出语言的和表情的反应，特别能牵动读者的情绪。
前面说《变形记》是表现主义运动的产物，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作品仅仅属于表现主义。卡夫卡之所以令人着迷，就在于他的作品跟20世纪各主要流派都能攀亲结缘，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
这里主要谈谈《变形记》跟存在主义文学的缘分。
存在主义是唯一没有以运动形式出现的文学思潮。卡夫卡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他属于哪个哲学流派或持哪种哲学观点，但作为一个在德意志文化圈长大并始终接受德意志文化教育的聪明的犹太人，他爱哲学思考这是事实，而且在这方面留下了不少的箴言、笔记、日记、书信等。他在少年时期第一次读到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时，就感到“像朋友般”的亲切。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比卡夫卡小一辈，但卡夫卡的名字是萨特的著作中被提及最多的。因此，一个作家的创作属于哪个哲学思潮或流派，主要不是看他的主观宣言，而是看他的作品的特点。
存在主义创作的特点是揭示人所直面的生存境况，特别是“处于危机中的个人”，即一个人一旦陷入某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中，他会怎样思想，怎样感受，怎样行动。当格里高尔一觉醒来，正想着准时去上班，却突然发现起不来了，不是由于生病，而是自己变成一个令人恶心的怪物了！而在这种飞来横祸的当口，他首先想到的却不是大喊大叫，把家人喊来送他去医院挂急诊，而是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能够准时去上班，以保住那份维系他一家人生计的工作。而在这之前如何对付即将赶来问责的公司有关负责人呢？这是最要紧的。而当公司来人后，他不想见也得见！要见，他如何以这副形象出现呢？不见，则饭碗肯定不保！在这个保住饭碗还是保住脸面的“两难选择”面前，他还是做了保住饭碗、牺牲尊严的选择，以便挽留住来者，求他向公司说几句好话，以保住全家人的生计来源——工作。于是他不顾一切地豁出去，极其艰难地把身子挪到门边；开不了门，又不得不用牙齿更加艰难地把门锁撬开！哪知道结果事与愿违，反而把对方吓跑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滋味，什么样的生命感受啊！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让读者感到切肤之痛！
再看格里高尔，被关在房间里一直自惭形秽，羞于见人，一有动静，马上躲在沙发底下，还竭力把沙发上的被单拉下去遮掩。但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万无一失，有时还是被送饭送水的妹妹瞥见了，谁能领会他那种尴尬心理呢？如果不是用“变形”的手法，就不可能收到如此火辣辣的“在场”效应和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这一节我们介绍了《变形记》的时代背景和故事情节，下一节我们将介绍《变形记》的流派归属。
第二节
抗议资本奴役的一道无声的呐喊
卡夫卡是个富有社会正义感的作家。他在日记里明确写道：“作家是人民的替罪羊。”他认为作家是要替人民说话的。他自己出身于一个中等资本家的家庭，但在劳资对立的双方，他明确地站在劳动群众一边。
在1919年写的那封有名的《致父亲》的长信中，针对他父亲把家里的工人骂为“拿薪的敌人”，卡夫卡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说：那你就是“付薪的敌人”！当格里高尔一天早晨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大甲虫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赶紧摆脱这飞来横祸，而是仍然一心想着必须准时去上班，否则，那位待人苛刻、习惯于“坐在桌子上”发号施令的经理会对他不客气，何况他父亲还欠经理一笔债呢！可以看出，他平时为保住公司的这份工作多么艰辛！他在公司的上司们面前多么诚惶诚恐。怪不得当公司的协理来问罪时，他拼了老命也要设法打开房门去见他，以便能让协理在经理面前替他说句好话。想不到事与愿违，他好不容易把门打开了，他的怪相却把对方吓跑了！但这一歪打正着的举动却把他潜意识里的愿望实现了：把控制他命运的这类强大对手赶跑了！这一段紧张而精彩的描写无疑反映了作者对资本统治的罪恶的抗议，并让亲身受害的主人公发出一道无声的呐喊！
在西方世界，自从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以后，留下了巨大的价值真空。哲思者们难遇同调者，感到孤独，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因此不婚。与这几位前贤发生共鸣的卡夫卡也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合他“胃口”的“食物”，即思想养料或文明法则，因而受到孤独“巨大的诱惑”，甚而主动“投入孤独的怀抱”(1916.9.16《致菲利斯的信》)。
早在1907年，他在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就这样直言，“我甚至没有你要求于我的那种对人的兴趣”。因此他在一篇日记里坦言：“在外部看我是硬的，但我的内心是冷的。”他在与雅诺施的谈话中甚至说他是“误入世界”的。
弗兰兹·卡夫卡，图源网络
因此，他在一封信里讲到这样一种感受：“我被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与一切事物隔开，我没有一次不碰到它的边界。”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小说中也写到这样的场面：格里高尔到处乱爬，以致留下了一道道动物的黏液，这使妹妹和母亲想到：格里高尔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于是两个人费了半天时间，同心合力搬动衣柜，以便给格里高尔腾出更宽敞的地方。
卡夫卡认为，孤独不只是思想家们的感受，而是人的根本处境。他那篇有名的日记甚至把话说绝了：我在自己的家里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现在他用一个假定性的演示告诉人们：别看我母亲对我特别疼爱，妹妹和我也不乏手足情。可一旦我失去劳动能力，由家庭的供养者变成家庭的累赘，看吧，他们一个个都会离我而去！卡夫卡通过《变形记》这篇小说，以无可辩驳的生活逻辑和精彩叙述把我们折服了。
萨姆沙一家四口，原来凭着老大格里高尔的一份普通工资，安安稳稳地过着一种优裕的生活，甚至还有条件雇一个侍女。于是格里高尔成了全家唯一的精神支柱。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某一天早上会发生这样一件突如其来的、闻所未闻的怪事，一下子把整个家庭秩序完全打乱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不仅毫无好转的希望，反而一天天恶化，以致无可挽回，永劫不复！
他原本是全家人的福音，很快变成了全家的灾星和拖累：三个老少闲人，不得不每人找了一份收入不高的差事！更有甚者，由于这个吓人的东西的存在，连家里的房子都租不出去了。于是令人寒心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发生了：原先最为关爱哥哥的妹妹，曾经那样热心为遭遇不幸的哥哥送饭送水、悉心打扫的妹妹格莱特，现在则以馊菜陈饭敷衍了之！
最后，正是她宣称“这是怪物”，并动员父亲“必须把它弄走！”“它在害我们！”，这简直是逼迫这位不幸的哥哥快快去死了！自然，格里高尔再也没有在这里存活的空间了。最后，他带着枯瘦的“屎壳郎”的躯壳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悲惨的故事立刻使我们与那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民谚发生共鸣。
在西方现代思潮中，异化是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和文学题材。异化是指事物偏离它固有的轨道，渐渐发生变异，最后走向它的反面，从而形成一种对人来说是异己的、陌生的超验力量。而这种具有悖论意味的超验力量，恰恰是人类本身的行为造成的：你没有建立社会，大家就自由平等；你没有制造生产工具，就和大自然过得很和谐；你没有搞科学发明，就不必担心地球什么时候会被核武器毁灭，也不必抱怨吃不到原汁原味的粮食和蔬菜，更不必在打败国际象棋冠军的智能人面前感到尴尬；等等。
卡夫卡从未提到过“异化”这个概念或词句，但他感觉到了导致“异化”的这股超验力量的存在。他曾对青年朋友雅诺施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要把我们带到何处，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物件、物品，而不像活人。
另外，他像个跌落到这个世界来的陌生者，对一切都表示感到惊讶。他晚年的女友密伦娜曾回忆说：“他认为金钱、交易所、票据局、打字机——这些都是绝对神秘的……他仿佛是一个完全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们当中。”这就是说，卡夫卡不接受这个陌生的世界。他对现代社会形成的庞杂的社会结构和官僚化体系尤其痛心疾首，他跟雅诺施的谈话中留下这样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层层从属的体系，一切都分成了等级，一切都戴着锁链。”（雅诺施：《卡夫卡对我说》）是的，把人的行为束缚得密密匝匝，以致往往办一件小事，简直要让你跑断腿！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类的这种生存境况是“粘滞”的，是令人“恶心”的。
这就不难理解，卡夫卡为什么不惜用23万字的长篇小说《城堡》来描写当代人类的这种生存境况。对此米兰·昆德拉指出：卡夫卡并不去想什么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内在动机。他提出的是一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即在一个外在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人的可能性是什么。
卡夫卡对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主要感受是人际关系乃至人伦关系的陌生感。在现实人世间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虚伪，失去真情乃至亲情，哪怕在同一个家庭里，父子兄妹之间也以金钱或某种利益为共同维系的纽带。想想看，多少看起来幸福和睦的家庭，一旦长辈去世以后，互相之间吵得不可开交。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无怪乎卡夫卡在自己的家里甚至感到“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卡夫卡的家庭属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名言：“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但值得注意的是，《变形记》里的家庭是个劳动者的家庭。这就是说，在卡夫卡笔下，人与人之间包括亲属之间的亲热关系只是一种表象，一旦抽去了金钱的纽带，这种关系很快就会变成或异化成与动物差不多的关系，而且还不是哺乳动物，而是没有感情反馈的昆虫！
另一方面，人本身，即格里高尔自己在失去亲人关爱的情况下也渐渐失去了人的特性，而获得了“虫性”：这一异化过程中，最初格里高尔是从发现自己的声音的异常开始的，后来在不断爬行中渐渐感觉到乐趣，于是他“越爬越快乐”，以至在天花板上漫爬，有时竟吊在天花板上荡来荡去，自得其乐地玩了起来。从此，他变得“毫无自惭形秽之意，在光洁的地板上”毫无顾忌地爬行，而且最后“把吃进去的饭菜都吐了出来”。这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非人”了！
随着格里高尔从人到虫的蜕变过程，萨姆沙的家庭，首先是原来最爱哥哥的妹妹也完成了对哥哥的“虫”本质的认识过程，并且竭力说服他的父母亲认同她的看法。“‘亲爱的父亲母亲’，妹妹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说道，‘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件事你们也许没有看清，我可看透了。在这只怪物面前我都不愿说出我哥哥的名字，因此我只想说：我们得一定设法摆脱它。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努力，想办法照料它，容忍它，我想，谁也不能对我们有丝毫的责难。’”作为家长的父亲立刻表态：“她说的千真万确。”这意味着格里高尔已被全家作为一只虫子，一只“屎壳郎”抛弃了！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恩·费歇尔指出：“卡夫卡对这种异化感到害怕，他对这种反自然现象的恐怖是紧张的，他的作品是这一主题的无穷变奏。”（恩·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德文版）法国文学批评家罗杰·加洛蒂在研究了卡夫卡后写了一本书，题为《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其中指出：“卡夫卡用一个永远结束不了的世界，永远使我们处于悬念中的事情的不可克服的间断性来对抗一切机构的异化。他既不想模拟世界，也不想解释世界，而是力求以足够的丰富性来重新创造它，以摧毁它的缺陷，激起我们为寻求一个失去的故乡走出这个世界的、难以抑制的要求。”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任何人一生中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比如：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造成终身残疾；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查出是不治之症；一场意想不到的地震或别的天灾，永远失去了劳动能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有可能会经历各种世态炎凉，例如：刚谈好的恋人，对方宣告不再谈下去了；已经结了婚的，宣布不跟你继续过了；等等。这时这些倒霉人会一下子感到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从堂堂正正的人一下子变成人类以外的异类，他们已经没有人的尊严了。这时候，他们与变成大甲虫的格里高尔没有两样！其中不是有不少人因此而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吗？无怪乎有人说卡夫卡是先知，他的那篇行刑场面令人发指的小说《在流刑营》（一译《在流放地》）为不久以后德国法西斯的暴行着了先鞭。
卡夫卡曾在日记里说过：我总是想表达那些不易表达的东西，传达那些不易传达的事情。于是象征和譬喻就成为他解决这一创作难题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段。因此，他通过《变形记》所创造的变形这一手法，可以说成为人世间一切倒霉人或不幸者的譬喻或象征。
这一节我主要介绍了《变形记》的孤独意识和陌生感，以及他的作品的隐喻价值。下一节，我将给大家介绍卡夫卡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
第三节
《变形记》的叙事艺术
为什么《变形记》这么一个荒诞的故事读起来会那么激动人心呢？这就涉及卡夫卡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了。
一、震撼性的强击效应
卡夫卡在中学时代就跟一个叫颇拉克的同学说：搞创作就要让人读了后像额头上被击了一猛掌。他后来在日记里也这样写道：写作就要像手拿一把冰封心海中的“破冰斧”，大砍大破。卡夫卡的这一美学思想总括起来，就是追求一种强烈的震撼效果。《变形记》的开头就是他的这一美学追求的最佳体现。
二、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
一个荒诞故事，如果写的都是“乌有之乡”的事情，人世间找不到的事情，会有谁愿意读下去呢？但卡夫卡却有这样一种本事：他写的明明是一件荒诞的事情，但读起来却让人感到真真切切，感人肺腑。诀窍何在呢？有以下两点。首先，人物原型的真实。卡夫卡创作的一个公认的特点，是他的所有重要作品都有某种程度的自传色彩。《变形记》中的这个四口之家一看就是卡夫卡那个六口之家的缩影：父亲文化不高，说话有些粗鲁，有明显的家长作风；母亲是贤妻，也是慈母；第三个妹妹长得结实、漂亮、聪明，与哥哥很谈得来。只是少了两个卡夫卡不那么喜欢的妹妹。其次，细节描写的真实。由于对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驾轻就熟，对他们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写起来也落笔生花，惟妙惟肖。下面这是母女俩在搬移格里高尔房间里的家具，想把墙上挂的一幅女士画像的镜框也搬走，而格里高尔竭力加以阻止的情景：
母女俩没多久就回来了，格莱特挽着母亲的胳膊，几乎扶着她整个身体。“我们现在拿什么呢？”格莱特说，并环顾四周。这时她的目光与墙上格里高尔的目光相遇。兴许只是由于母亲在场她才控制住了自己，连忙把头低下，脸朝母亲，以便阻止她向四周张望，并不假思索地声音颤抖着说：“来，我们还是回客厅待会儿吧。”格里高尔明白格莱特的意图，她是想把母亲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把他从墙上赶下来。好，她就来试试吧！他死死趴在他的画上。他宁可跳到她的脸上也不让他的画被拿走。
但是格莱特的话反而引起母亲的不安，她走到一边，瞥见印着花纹纸的壁纸上那个巨大的褐色斑块，她还没有意识到她看见的就是格里高尔，就用沙哑的声音叫喊道：“啊，上帝，啊，上帝呀！”说完，她就摊开双臂，仿佛放弃一切似的，一头倒在沙发上，再也不动弹了。“你，格里高尔！”妹妹举起拳头，目光直逼他说。这是格里高尔变形后她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她跑进隔壁房间，取来一瓶香水，想用它使母亲苏醒过来；格里高尔也想去帮忙——救这幅画还有时间——但他粘在玻璃上太紧了，经过一番狠命挣扎才松脱开身子；然后他也跑进隔壁房间，好像他还能一如往昔给妹妹出个什么主意似的；可是他什么也干不了，只好无所事事地待在她后头，而她正在各种各样的瓶子间查找着；当她转过身来，她吓了一大跳，一个瓶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一块碎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某种刺鼻的药水溅了他一脸；格莱特尽其所能地拿了许多瓶药水，没停多久就往母亲房间里跑；用脚一踢把门关上。这下格里高尔与母亲被分开了，由于他的罪过，母亲可能快要死了；如果他不愿意把妹妹从母亲身边赶走，他就开不了门；他只能等着，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在自责与忧虑的双重煎熬下，他开始爬行，他在墙壁上爬，在家具上爬，在天花板上爬，什么地方都爬，最后他绝望了，仿佛整个房间都在围绕着他旋转起来，啪的一声掉在桌子的中央。
这段精彩的描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几个人物的音容笑貌，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喘气，与日常生活丝毫不差。这种写法在一般的现代派作家那里是不容易看到的。这有赖于卡夫卡功底的扎实。
三、“黑色幽默”的妙用
简单地说，“黑色幽默”就是带着痛苦的笑，或者含着眼泪的笑。这里我要补充一点，黑色幽默又叫绞刑架上的幽默。相传，有一个人被判了绞刑，要被处死了，绞刑架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最后要被执行绞刑的这个人看见那么多的人来看他的热闹就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你们没有我就看不成热闹。”这就是黑色幽默。一个人临死了，他还想跟大家幽默一乐，他的心中是什么感受，这就叫挂着眼泪的笑。果戈理也用这种手法，所以鲁迅就赞扬他这种含着眼泪的笑是一种高超的技巧，卡夫卡也把这种含泪的笑发挥到了极致。
卡夫卡是个善于写黑色幽默的高手。就拿上述描写来说，不啻是一段黑色幽默式的短剧。格里高尔尽管身陷灾难，却还有雅兴去奋力保护他平时喜爱的那幅美女画，而这一举动却意外地让母亲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去救母亲无济于事，却让自己也摔得头破血流！让人想笑又笑不出来！这种让人想笑却又笑不出来，或者让人含着眼泪笑出来的方式，就叫“黑色幽默”。小说开头，格里高尔一心为了见协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门打开了，不料他的形象却把对方吓得魂飞魄散，赶紧一溜烟跑掉了！这也是一段黑色幽默的描写。
在阅读卡夫卡的其他作品时，不管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不妨注意一下他的这一手法。卡夫卡的这一艺术技巧，对后来的世界文学影响很大，以致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黑色幽默”的小说流派。当然“黑色幽默”的首创者并不是卡夫卡，只是卡夫卡的成功运用启发了许多现代作家。
本文节选自
《世界名著大师课：综合卷》
作者：柳鸣九，王智量，蓝英年 编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年：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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