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虫”是花鸟画门下一类非常重要的题材，小小的草虫其本身就寓有很多吉祥美好之意，亦可单独成作，亦可作为点睛之笔，化为画面之精神。
1969年，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唐墓出土的这件唐代《花鸟图屏》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描绘草虫的花鸟画。画面中六只蝴蝶分别做正面、侧面的描画，它们造型简洁、准确而生动，虽不是画面的主体，但却是点睛之笔。犹可想象蝇、蝶、蜂、蝉这类表现“草虫”题材的绘画在唐代已颇为兴盛。
图1、唐·佚名 《花鸟图屏》 纸本设色 140×205cm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草虫”一词最早出现于画史则是在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中，他对唐末画家滕昌祐的一段记载，其言滕昌祐“画蝉蝶草虫，谓之点画，盖唐时陆杲、刘褒之类也”(注1)。继后，在宋人的相关画史著作中，“草虫”多有出现，如刘道醇《宋朝名画评》花竹翎毛门下对徐熙、唐希雅、徐崇嗣的评述：
徐熙“善花竹林木、蝉蝶草虫之类”、唐希雅“翎毛草虫之类，多得郊野之趣”、徐崇嗣“善画草虫时果、花木蚕茧之类”(注2)。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更是记载了北宋早中期多位善画草虫的名家，如：
王公士夫类郭元方“善画草虫，备究蜚蠉”(注3);花鸟门下丘庆馀“工画花竹翎毛，兼长草虫，墨彩俱媚，风韵犹高”、高怀宝“工画花竹翎毛，兼长草虫，颇臻精妙”、徐熙“亦有寒芦野鸭、花竹杂禽、鱼蟹草虫、蔬苗瓜果、四时折枝等图传于世”、赵昌“兼画草虫”、侯文庆“工画草虫及写蔬菜”、葛守昌“工画花竹翎毛，兼长草虫蔬菜”、僧居宁“妙工草虫，其名藉甚”(注4)。
由花鸟名家善画草虫再到其草虫作品的分类——蝉蝶草虫、翎毛草虫、草虫时果、鱼蟹草虫、草虫蔬菜，可见在北宋自绘画分科以后，“草虫”是花鸟门下一类非常重要的题材。
此时的草虫绘画，“草虫”不仅与花卉、蔬果相衬，更可以单独成作
《宣和画谱》也记载了诸多徽宗朝内府所收藏的草虫名作，如顾野王“草虫图一”、刁光胤“鸡冠草虫图一”、黄筌“草虫图一”、徐熙“写生草虫图一”、“茄菜草虫图一”和“草虫图二”、徐崇嗣“药苗草虫图一”和“茄菜草虫图一”、郭元方“草虫图三”、李延之“写生草虫图十”、僧居宁“草虫图一”，共计23件，由这些作品的名称即可知，。
图2、五代·黄筌 《写生珍禽图卷》 绢本设色 41.5×70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宋人画史对“草虫”的记述中还可以发现一有趣的现象，宋人眼中的“草虫”并非今人眼中的“草虫”。例如，在宋人画史著作中多见“蝉蝶草虫”并列分类的字样;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亦言及郭元方不仅“善画草虫”，而且“备究蜚蠉”(注5);其外宋徽宗内府除收藏“草虫”名作外，还收藏了大量“蝉蝶”、“蜂蝶”类的作品，据《宣和画谱》所载计有42件(注6)。很显然，宋人眼中的“草虫”与“蜂”、“蝉”、“蝶”以及“蜚蠉”是有区别的。那么“草虫”到底是什么虫呢?
草虫是生活在草野间、会跳跃、会鸣叫的一种昆虫，放置于绘画当中，大致相当于蝗虫、蝈蝈、螳螂诸类，这即是宋人画史中记载的“草虫”类作品。
其实“草虫”不仅最先出现于宋人画史当中，它还很早就进入到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中，《诗经》中就有以“草虫”为题的名篇，“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这是《诗经·召南·草虫》中的起首两句，虽然这首两千多年前的诗篇是以“草虫”托物言志，以抒男女思念之情，但却不妨碍我们以观“草虫”的特质。东汉郑玄笺注云：“喓喓，声也。趯趯，跃也”;西晋张华《情诗五首·其一》也言：“翔鸟鸣翠偶，草虫相和吟”;唐白居易也有《秋虫》诗一首：“切切暗窗下，喓喓深草里”;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亦记有草虫名家曾云巢观察草虫的过程，“取草虫笼而观之”、“复就草地之间观之”。由此可知，
图3、北宋·赵昌(传) 《写生蛱蝶图卷》 纸本设色 27.7×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赵昌(传) 《写生蛱蝶图卷》(局部)
由宋人“草虫”的概念再回顾画史，可知以蝗虫、蝈蝈、螳螂为题材的作品在唐末即已有之。虽然《宣和画谱》记载有南朝陈顾野王“画草虫尤工”，并有“草虫图一”被收藏于徽宗御府(注7)，但比之早三百年的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对顾野王却无此一说。张彦远曾言“宋朝谢希逸、陈朝顾野王之流，当时能画，评品不载，详之近古，遗脱至多”(注8)，可想在《历代名画记》之前，并无画史对顾野王有所载，而张彦远即是对顾野王品评之第一人。《历代名画记》中他只言“野王善画，王褒善书，俱为宾友，时号二绝”(注9)，并无记顾野王与“草虫”的关联，试想在张彦远的时代应该没有顾野王“画草虫尤工”这一美名的传言。如此，相比《宣和画谱》所记，把蝗虫、蝈蝈、螳螂这类草虫题材的作品断为唐末出现则较为妥帖。
今人“草虫”的概念较之宋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草虫”意指“昆虫”，包括的范围更广，宋人画史中记载的“蝉蝶”、“蜂蝶”、“蜚蠉”类的作品均可看作今人眼中的草虫绘画。如果拿今天的概念去看古代绘画，其实草虫绘画三国吴时就已有之。如曹不兴“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注10)南朝宋顾骏之以画禅雀闻名，谢赫更是评其曰：“画禅雀，骏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莫敢竞矣。”(注11)其后至唐亦有多位善画蝇、蝶、蜂、蝉的名家，如丁光、李逖、滕王李元婴、嗣滕王李湛然、边鸾、陈恪、周昉、卫宪、滕昌祐等(注12)。
虽然今人和宋人对“草虫”理解不一，但通过对画史中“草虫”一词的梳理，我们即可知草虫概念的细节，如以今天的概念而论，草虫题材的作品应是先有“蝇、蝶、蜂、蝉”这些轻轻飞舞的草虫形象，而后才有“蝗虫、蝈蝈、螳螂”这些在草野间活动的草虫形象，而这些形象的完备至少在唐末时就已完成。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图2)中所画的12只草虫即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这一景象。
图4、南宋·佚名 《百花图卷》(局部) 纸本水墨 31.3×1679.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画史中不仅可见工画草虫的记载，更可见水墨草虫的记载。北宋中期僧人居宁除“妙工草虫”外，亦善画“水墨草虫”。郭若虚曾言：
尝见水墨草虫有长四五寸者，题云居宁醉笔。虽伤大而失真，然则笔力劲俊，可谓稀奇。梅圣俞赠诗云“草根有纤意，醉墨得已熟”。好事者每得一扇，自为珍物。(注13)
武臣郭元方也善画“水墨草虫”，《宣和画谱》记：
善画草虫，信手寓兴，俱有生态，尽得蠉飞鸣跃之状，当时颇为士大夫所喜好。(注14)
由上可知，相对于工画草虫(图3)，这类“水墨草虫”在北宋并不多见，而多是乘兴之作，以用笔和不专求形似见长，并为士大夫所欣赏。其实相比之“水墨草虫”的稀奇，水墨类的作品对于宋人来讲并不陌生，《宣和画谱》专辟有“墨竹”一门，并在《墨竹·叙论》中言说出此时(北宋中晚期)主流文化对绘画的理解：
绘事之求形似，舍丹青朱黄铅粉则失之，是岂知画之贵乎有笔，不在夫丹青朱黄铅粉之工也。故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至于布景致思，不盈咫尺而万里可论，则又岂俗工所能到哉。
《宣和画谱》的这段话无疑为我们透露出这个时期另一种绘画审美风尚的兴起——设色之外对笔墨的探索、形似之外对文人思致的看重(注15)。
图5、元·坚白子 《草虫图卷》(局部) 纸本水墨 22.8×266.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御府除去对“墨竹”的收藏外，亦有对宋人水墨花卉、鸟禽、蔬果类作品的收藏
(注16)，从收藏的作品和作者的绘画风格来看，这一时期已有以皇族、士大夫为主的水墨花鸟画群体。宗室赵頵、赵宗汉、赵令穰、赵令松、赵令庇、赵孝颖、赵宗佺、赵宗僴、赵士腆、赵士雷、宋徽宗赵佶、驸马都尉李玮、章献明肃皇后侄孙刘永年，以及内臣贾祥、乐士宣、刘梦松、文同、阎士安、苏轼等都在此列(注17)。这个群体的水墨绘画除去我们所熟知的“墨戏”类(注18)的作品外，如驸马都尉李玮“善作水墨画，时时寓兴则写，兴阑辄弃去，不欲人闻之”、“能章草飞白散隶”、“大抵作画生于飞白，故不事丹青而率意于水墨耳”(注19);亦有另一种面貌的存在，如刘梦松“善以水墨作花鸟，于深浅之间分颜色轻重之态，互相映发，虽彩绘无以加也，自成一种气格耳”(注20)，这两种形态的水墨绘画放置于今天，大致可以用“水墨写意”和“水墨工笔”来形容(注21)。
其实在北宋的草虫绘画中也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如《宣和画谱》中对丘庆馀的记载，“凡设色者，已逼于动植，至其草虫，独以墨之浅深映发，亦极形似之妙。风韵高雅，为世所推。”(注22)这即是在北宋僧人居宁、武臣郭元方“水墨写意草虫”之外，另一种水墨形态草虫的表现，可称之为“水墨工笔草虫”。
北宋中晚期是承五代宋初之后花鸟画发展史上的又一关键点，绘画的审美和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上又上升到一个高度，“草虫”题材的绘画所发生的变化也隐含其中，亦是这一时代绘画景象的一个折射，当然从中我们也更清楚地感知到了唐宋绘画演进中的一些细节。
图6、明·孙隆 《花鸟草虫图册》(局部) 绢本设色 22.9×21.5cm 上海博物馆藏
水墨类的花鸟画在南宋、元代蔚然成观，作为花鸟门下重要的题材，“水墨草虫”也因之大放异彩
经过这一时期的酝酿，。南宋佚名《百花图卷》(图4)中对草虫的描绘堪称“水墨工笔草虫”的经典，其以水墨代替色彩，勾线晕染，工致细微，曲尽其妙。元代坚白子因观赏赵孟頫收藏的北宋雍秀才“草虫八物”(注23)，见其“风致高古”，希望“存其余味云”而创作的《草虫图卷》(图5)，更以墨色绘草虫，时而勾染皴擦，时而以皴代染，草虫被刻画得生动而有趣，整幅作品布白清疏，透露出无限清旷的意境。赵孟頫不仅收藏有宋人的草虫作品，更是临摹过宋微宗的水墨《草虫》，元末著名诗人杨基和高启都曾见过这件作品。
赵自题云：“不假丹青笔，何人写远愁。露浓时局晚，风紧候秋虫。”元末诸作者不知公意，反而有所诮。走不揣，次韵用以慰之云。王孙老去尚风流，画里新诗写淡愁。莫道吴宫与梁苑，露蛩烟草一般秋。(注24)
宣和遗墨画难工，唯有王孙笔意同。莫问吴宫与梁苑，一般草露覆秋虫。(注25)
虽然元人更多关注的是赵孟頫作为没落王孙两百年后再临先祖所作那种复杂的心境，但其所载亦能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体察到水墨草虫从宋到元的延续。
图7、明·沈周 《卧游图册》(局部) 纸本水墨 27.8×37.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花鸟画经过五代、宋元的发展，在画法画理上已臻于完备。五代黄筌工整细腻的花鸟画、徐熙的落墨花鸟画，北宋徐崇嗣的没骨花鸟画，南宋梁楷、法常、温日观狂放简澹的水墨花鸟画，以及元代萧散淡逸、以书入画、温润高雅的水墨花鸟画，都对明清花鸟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清花鸟画也在这一体系中求新求变，呈现出多样的面貌，进而开创出大写意花鸟画的高峰，草虫绘画也随其发展而演变，在数量上、形态上达到空前的繁荣。
明宣帝“御前画史”孙隆以善画草虫著称，他的花鸟画自成一家，号称“没骨图”(注26)。《明画录》记其“画翎毛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赵昌没骨图法，饶有生趣”(注27)，可知孙隆的没骨法取自徐崇嗣。从其现存的《花鸟草虫图册》(图6)、《花鸟草虫图》(吉林省博物馆藏)中可见他彩绘粗抹、潇洒用笔的激情，画面墨色淋漓，草虫形神逼真，别有情趣。孙隆把徐崇嗣的没骨法发展成粗笔点染，其草虫绘画也以其没骨法的“点染”而受到明宣帝朱瞻基的激赏(注28)。
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兴起，他们上追元人画风，把诗文、书法导入文人大写意花鸟画，这一画派亦有多位善画草虫的名家，如沈周、杜大成、杜堇、周之冕、王翘等，并有多幅草虫作品留存。吴门画派的画家重写生之道，作画贵在意到情适，所作草虫淡墨潇洒而灵逸，如沈周《卧游图册》(图7)中的知了，笔墨真率，应属意来兴到之作。
图8、明·戴进 《蜀葵蛱蝶图轴》 纸本设色 115×3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写意形态的草虫，明代工笔形态的草虫也很出色。
明宣帝朱瞻基是明代艺术见解比较全面的皇帝画家，他不仅推崇唐宋工笔花鸟画，也欣赏南宋马远、夏圭的山水风格。他的《花卉草虫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他学习黄筌画法，工整细腻一路作品的代表。
戴进的《蜀葵蛱蝶图》(图8)有南宋水墨工笔的清淡意趣，画面中两只蝴蝶设色精致，轻松而灵动。
陈洪绶的花鸟画如同他的仕女画，讲究物象造型的别致，并成功把草虫和仕女画结合在一起。(注29)他的《扑蝶仕女图》(图9)中，蝴蝶乃是画中的点睛之笔，人物的身形随着蝴蝶的飞舞而动，显示出整幅作品的妙趣。
图9、明·陈洪绶 《扑蝶仕女图轴》(局部) 绢本设色 93.7×45.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的草虫绘画继承明代的传统，善画草虫的名家众多，形式面貌也更为丰富。
清初恽寿平没骨形态的花鸟画是这一时期的亮点，学之者甚众，从清初到清末盛而不衰。恽寿平的“没骨”不同于孙隆的粗笔形态，而是兼工代写，著色浓丽，用笔古雅，有文人气息。吴昌硕评价为：“正叔之花卉，以浓为厚，以淡为远，以秀为骨，以静为容，阴阳相背，妙计自然，其一花一叶即一丘一壑，大都从经营惨淡中来”(注30)，他所绘草虫也透露出这样的特点。如《写生花卉册》(图1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的知了和蝗虫，用笔轻盈，有幽淡之工，亦有清逸之趣。
恽寿平的没骨画法波及面很广，“院体画”的蒋廷锡，“扬州八怪”的华嵒，“岭南画派”的居巢、居廉，“海上画派”的任伯年等都受之影响，他们花鸟画中的草虫形象也尤为生动。如蒋廷锡《柳蝉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趴在树枝上的知了亦如恽寿平所绘，幽情秀骨，活灵活现;华嵒《花鸟草虫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蜜蜂、知了、螳螂、蝗虫动态可掬、真率灵逸，为画面增添了不少声色;居廉《花卉草虫图册》(广州美术馆藏)中正在吮吸南瓜花的蝗虫和捕捉到知了的螳螂，亦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任伯年《花蝶图》(图11)中从远至近飞来的大小不一的三只蝴蝶，即可见其受西画透视关系的影响，蝴蝶的刻画亦工亦写，水色交融，栩栩如生。
图10、清·恽寿平 《写生花卉册》(局部) 纸本设色 26.3×33.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清·任伯年 《花蝶图轴》(局部) 纸本设色 163.4×46.4cm 南京博物院藏
此外，清代工笔形态的草虫以朱汝琳的《草虫卷》(图12)为最，4米多的长卷中描绘了大大小小70只草虫，草虫错落有致，五彩缤纷、生趣盎然。“扬州八怪”中的李鱓亦有大写意草虫的精彩表现，其《花鸟册》(图13)中的知了，寥寥数笔，形态俱现。
图12、清·朱汝琳 《草虫卷》(局部) 纸本设色 28.3×410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3、清·李鱓 《花鸟册》(局部) 纸本设色 26×40.9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近代大师齐白石是草虫绘画发展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开辟了继明清以来草虫绘画的又一座高峰。齐白石所画的草虫，较之前种类更为丰富，不管是工、写、还是工写结合，他都非常注重草虫的形体结构，他画草虫之“精”，除去他极为细致的观察和极强的绘画功力外，亦是源于他对物象深切的体悟，那些千姿百态、富有生气的草虫，其实浸润了他很强的主观审美提炼，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和齐白石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师黄宾虹，又是以另一种面貌来呈现他对画法画理的理解，他以其山水画“浑厚华滋”的笔墨风格来开拓花鸟画，他的《螳螂芙蓉图》(图14)中对螳螂的描绘不在形体，而在笔力的韧劲，这古拙滋厚的笔力其实蕴含了黄宾虹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深刻的理解。
图14、近代·黄宾虹 《螳螂芙蓉图轴》 纸本设色 104×40.5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草虫”是花鸟画门下一类非常重要的题材，这小小的草虫其本身就寓有很多吉祥美好之意，亦可单独成作，亦可作为点睛之笔，化为画面之精神。总之，通过对“草虫”的分析和展现，我们即可见中国绘画发展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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