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平(河南三门峡)
有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的爷爷属于后者。爷爷的事迹和遗像陈列于睢县革命博物馆内，供后人瞻仰学习……
清明节快到了，去年回家乡给老人扫墓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去年清明节前，睢县烈士陵园整修，给各位革命烈士立了墓碑，并将烈士的遗骨安放在陵园。我来到爷爷杨进田的墓碑前，深深地鞠躬默哀……当县党史办和民政局的领导同志介绍说，爷爷的墓碑下安放的是四叔和大哥从老家爷爷和奶奶“合葬”的坟茔里掬来的一兜黄土时，像一股高压电流瞬间击穿了我心灵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泪水像开了闸门的洪水……爷爷的尸骨在哪里？
1988年3月11日（农历正月24日），奶奶杨许氏病逝了。她守寡46年，含辛茹苦地养育了爸爸和三个叔叔两个姑姑，还有我们这50多个孙辈、重孙辈的后代们。但是怎么安葬奶奶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按老家风俗，爷爷没有安葬，奶奶去世后是不能进祖坟的。族里老人商议后，决定给爷爷置买一口空棺材，陪奶奶下葬，并请示当时的睢县县委同意，在爷爷棺材里安放了他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上面覆盖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在这个爷爷奶奶“合葬”的坟茔里，没有爷爷的一点儿尸骨……
据家乡党史、史志记载：爷爷杨进田（化名杨道蕴），1905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九）生于睢县河集乡田胖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早期受其妹夫、睢县农民运动领导人马集勋影响，形成了反旧图新的思想。1927年，爷爷参加了反抗军阀统治、攻打县城的农民运动。起义失败后，他被反动军阀通缉。在躲避军阀和以后的国民党、日伪政权迫害期间，爷爷结识了彭雪枫、吴芝圃、蓝桥等我党在河南和豫东地区早期的领导人，接受了革命思想理论教育。
1939年，睢县党组织遭到日伪敌顽的严重破坏，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经地下党睢县工委书记任晓天介绍，爷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水东地区地下联络站站长。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负责地方党组织与豫皖苏鲁冀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军区之间的联络工作；二是积极争取上层民主人士共同走抗日救国道路；三是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由于爷爷等同志的出色工作，在豫皖苏鲁冀军地之间建立了一条秘密通道，多次受到彭雪枫、邓子恢、黄克诚、张震、吴芝圃、孔石泉等领导同志的表扬。新四军《拂晓报》几次登载的“张杨二同志带来的消息”，就是爷爷和当时的水东地委组织部长张剑石到淮北苏皖军区汇报的水东地区对敌斗争情况。
1941年6月，作为地下交通员，爷爷护送刘少奇（化名胡服）到新四军五旅视察工作，经涡阳、蒙城，安全到达新兴集后，彭雪枫同志特意赠送他一支德国造驳壳枪，嘱咐他经常穿梭在日伪敌顽之间，一定要保重生命安全。
1942年清明节前后，日寇在豫东地区发动第二次大逮捕。4月4日深夜，爷爷从太康县胡寺开完会，在出发去华北执行联络任务途中，路过早已不住人的家中，刚看完携带的文件，就听见汽车声和叫喊声乱作一团，三四辆卡车，上百号日伪汉奸已经包围了村子。他匆匆烧完文件，夺门冲出被包围的院子，翻过几堵高墙后，不幸落入几个日本鬼子的手中，随即被押往商丘宪兵队审讯。面对日寇汉奸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爷爷凛然不惧。惨无人道的日寇一刀一刀割下他身上的肉喂狗，鲜血流淌遍地。昏死醒来之后，他仍是骂个不停……日寇看从他嘴里得不到半点秘密，又把他和同期被捕的睢县工委组织部长郭孝诚一起，转押到济南，由专门对付共产党抗日情报人员的军事法庭继续审讯。又是严刑拷打、放狼狗撕咬，敌人仍然一无所获。最后灭绝人性的日寇法西斯残暴地把他杀害在济南西郊琵琶山下的“万人坑”，时年37岁。
爷爷机智勇敢的故事很多。1984年我到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后，几次到省直机关老红军院拜访了当年和爷爷一起工作过的革命老前辈张剑石同志。他给我讲述了新四军《拂晓报》几次登载“张杨二同志”的故事。他对爷爷的评价是机警麻利，智勇双全。“1941年9月，我担任水东地委组织部长，你爷爷是联络站长，我们一起去淮北汇报工作，分别化妆成私塾先生和农民。在通过敌人的据点时，盘查很严。看到路边一个卖甘蔗的老太太，你爷爷麻利地把一把钱往老太太手里一塞，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顺手把甘蔗装到我们的手推车上。那老太太很机智，像一家人似的，和我们一起顺利通过了盘查。汇报完工作回来时，我们俩又扮成鱼贩子，你爷爷把文件装在腐烂的鱼肚子里，敌人盘查时，闻到臭鱼腥味，捂着鼻子连连摆手，撵我们赶快走……”
爷爷敢于伸张正义，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养成的。五姑奶奶杨美田（新四军老战士、离休干部）给我们说，我们的祖上是因黄河泛滥从开封辗转迁徙到睢县田胖村的。爷爷从小读书用功，聪明懂事，性格倔强，爱打抱不平，常说我们是大宋杨家的后裔，啥时候也不能当孬种。五四运动后，爷爷看了一些进步书籍，结交了睢县农民运动领导人马集勋等，就联络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开展抵制官府苛捐杂税活动。
爸爸生前曾回忆，1936年11月，爷爷在开封见到吴芝圃后，心情很开朗，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也是爷爷一生唯一留下的一张照片。两个月后的1937年春节，爷爷在他住室的门上贴了一副亲自撰写的春联：上联“打倒倭寇小日本”，下联“收回我国租借地”，横批“视死如归”。
爸爸说还有两件事他记得最清楚，一次是1939年秋天，爷爷给彭雪枫师长写了封信，介绍他和杨振营、申允亭、马振藻、刘志远等十来个年轻人去豫皖苏参加新四军。当时爸爸才14岁，奶奶等家里人说：“大夯（爸爸的乳名）还是个孩子，等两年再去吧！”不料爷爷大声说：“日本人打到咱家门口了，中国都快完了，现在不去，到50岁再去当亡国奴吗？”临出发，爷爷又对爸爸说：“咱家没出过孬种，到战场上要给中国人争光，给彭师长争气！”
还有一次，1941年底，爷爷给彭雪枫、张震等首长汇报完工作，把给首长做保卫工作的爸爸喊去，对彭师长说：“您别看他个子高，今年才16岁，能否让他去学些理论？”彭师长当即给参谋长张震建议安排爸爸去抗大四分校。当夜，爷爷又详细问了爸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爸爸对爷爷说，许多年长的同志动员他加入共产党，他正犹豫不决。爷爷说：“共产党是为贫苦人民谋幸福的，我都加入好几年了，这事儿连你娘都不知道。以后你要多学习，争取早日入党。”临别，爷爷在爸爸的学习本上写了“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团结同志”12个字，落款是“父手书”。谁知这竟是爷爷留给爸爸的最后遗言！
爷爷生前最后的故事，是三爷杨启田告诉我的。三爷小我爷爷两岁，是个很精明的人，乡邻都称他“傻子”。我们小时候，伙伴们还管他喊“傻子伯、傻子爷”。爷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以做伪保长身份做掩护，给爷爷暗地通风报信。爷爷被捕后，他“真的”装疯卖傻，才幸免于难。1978年春节，我考上河南大学后去看他，三爷的身体很虚弱了，患的是肺气肿，一到冬天呼吸都困难，说话更难。他回忆说：“1942年8月，我去商丘日本宪兵队最后一次见到你爷。他脸色蜡黄，头发很长，腿上的肉都叫日本狗撕吃了，还戴着很重的脚镣手铐。一见面，你爷就告诉我说，家里的地不要再卖了，留着让你二嫂子带着几个孩子过日子吧。我只要不当孬种（叛徒），他们是不会放我的，花多少钱也没有用。捎信给大夯（爸爸的乳名）一定要多杀日本鬼子，给我报仇！咱杨家的子子孙孙决不能当孬种！从此你爷就没有音信了。原来我们一直认为你爷被日本人杀害在商丘了，1970年沈阳电机厂来人核查一个赵工程师的情况，说那个赵工程师就是我当年看你爷时见过的那个赵翻译官。他交代说，你爷在商丘时已经走不成路了，后来，日本人又把他拉到济南，那里有日本人专门审讯共产党人的军事法庭，用刑更残酷。如果不招，日本人就敢挖你的眼，挖你的心。他说你爷死得肯定很惨……”
有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的爷爷属于后者。爷爷的事迹和遗像陈列于睢县革命博物馆内，供后人瞻仰学习。建国60周年前夕，爷爷和彭雪枫、鲁雨亭、苗铁峰、王建一、郭景尧等同志一起，被商丘市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的英雄事迹被收录在《商丘革命老区英雄谱》、《中共睢县党史》、《黄淮评论》等史志书籍中。
爷爷，您没有死，您不会死。我们活着您就活着，您永远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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