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平2010年10月22日12时25分，爸爸竭尽全力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护士小郑和小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爷爷，您还没有举起拳头呢？”这就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新四军老战士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
爸爸杨振川，1925年12月27日出生于睢县田胖村一个比较富有的农民家庭里。1939年秋，他不满14岁，就被爷爷杨进田(化名杨道蕴，地下党联络站站长)送到好友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身边做保卫工作
爸爸一生坎坷。他参加新四军后，革命家庭的背景公开了，爷爷的地下党也转到“地上”活动。家被日伪汉奸抄了，奶奶领着二叔、三叔、四叔、大姑、二姑逃难到百里外的太康县，隐藏在做国民党团长的二姑爷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爸爸生前经常给我们讲，奶奶是怎样带着几个叔叔姑姑几天几夜藏在高粱地的乱坟岗里，躲过日伪汉奸和国民党军队搜查，让我们牢记国破家亡的历史。
1943年到1944年的两年间是爸爸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先是爷爷被日寇逮捕杀害，后是彭雪枫师长战死沙场。爸爸说，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洪泽湖)学习时，先后听到“你爹叫日本狗吃了”和“一〇一首长殉国”这两条噩耗的。当时，彭雪枫师长牺牲的消息对外是绝对保密的，爸爸是彭师长的保卫班长出身，校领导这才单独告诉他这一消息。那些日子，他常常躲到厕所里偷偷大哭。两个人生支柱的倒下，使爸爸的精神崩溃了。接踵而来的是高烧一个多月不退，组织上把妈妈从后勤部调来专门护理他。
从那以后，爸爸成了个遇到什么事都能想得开的人。1949年解放后，爸爸被组织上分配到商丘县任司法科长，但同时安排该职务的还有一位叫周儒清的同志，爸爸主动找到县委书记，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想当科长，甘愿当科员。在地方工作，爸爸是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在商丘还是在睢县，不管是司法系统还是商业食品系统，凡是和他一起共事过的人都尊称他为“老杨大哥”。
从1939年到1987年，爸爸在部队和地方为党和人民奋斗了整整48年，最后是以正科级干部在睢县人民法院离职休养的。那么个资历，那么样为人做事，那么低的待遇，当年我们弟兄三个有时也和妈妈一起议论爸爸这一生干得挺窝囊。但爸爸不以为然，常常给我们讲：“1942年9月，我不满18岁就入党并当了正连级的保卫班长，当时我们班的保卫员周得胜、童达仁都是长征时期的老同志。比起那么多牺牲的战友，我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官大官小算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关键是不能让大家伙儿背后捣你的脊梁骨！”
爸爸对妈妈和我们弟兄三个爱得很深，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拌过一句嘴，爸爸也从来没动过我们兄弟三个一指头。我的书柜里至今珍藏着1974年我上高中因病休学在家时，爸爸给我买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1977年我考上大学时，爸爸用将近十分之一的月工资给我买了本《现代汉语词典》，定价4.50元。2000年12月12日，在妈妈弥留之际，我们把她抬到病卧在床的爸爸面前，爸爸亲着妈妈的额头说：“你先走吧，我们都照顾好自己！”这就是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新四军老战士的最后诀别！妈妈走后的十年，爸爸没有下过床，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他也不肯离开那套破旧的房子。现在我们回想起来才明白，爸爸不是留恋那房子，那是他在厮守他和妈妈共同生活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听爸爸讲打日本鬼子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一次是部队活捉了一个日军飞行员，首长安排他亲自带队押送到军部，他们越过敌军封锁，历尽千难万险完成任务；一次是他陪彭雪枫师长和林颖同志亲自审问日本女间谍胡氏；还有一件是他一生中打过的一场经典战例，在龙岗小王集阻击战中，爸爸带着一个连，百十号人，从拂晓打到天黑，连续打退约一个团日伪敌军的21次冲锋，毙伤敌军300多人，缴获9头猪、50公斤酒、50公斤糖、3箱纸烟和500万元伪法币，而我军只有一名新战士受轻伤。
爸爸对日本侵略者的恨并非囿于国仇家恨。2010年8月29至31日，我作为唯一一位中国地方政府的市长，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先后到东京、长崎参加了“东北亚论坛”和第12届中日韩友好城市大会。9月5日，我回到国内的第一个星期天，看望病重的爸爸，向他汇报访问日本的情况，特别是讲到新四军老军长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会长表扬我关于中日韩应建立诚信，互相开放技术、开放市场的发言，爸爸很高兴，连声说：“和平好，友谊好。”谁知两天之后，老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右翼势力挑起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又陷入了无尽的忧思之中，才有了那临终的呼喊。
亲爱的爸爸：中国人民同日本右翼势力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还在继续。请您放心，您念兹在兹，经常告诫我们的“没有国哪有家”这句话，将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和传家宝世世代代永志心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