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唐朝诗人贾岛的诗，也是自古以来每位游子绕不开的心结。古时的游子是幸福的，所穿之衣皆由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出。游子走到哪里，那身衣服就熨帖到哪里，温暖到哪里。现在，谁还会再穿母亲缝的衣服呢？怕是寥寥无几了吧。我想，这大概不是因为母亲不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舍得下工夫了，也不是因为生产力和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只是因为我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换言之，母亲缝的衣服已经跟不上潮流了。
大约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穿过母亲做的衣服，除了一条坎肩。那条坎肩是母亲用彩色的羊毛线织成的，至今没有褪色，而且完好无损。由于高中之后几乎没怎么长个子，加之毛线本身具有弹性，它就一直陪伴着我走过高中，走过大学，甚而走进了职场。在母亲给我做的所有衣物里，它无疑是陪伴我最久的一件了。正是这一件，如今却成了我心底的一个遗憾和牵挂。今年4月25日，尼泊尔突如其来地发生了8.1级大地震。撤离时，由于直升飞机承载力有限，飞行员不允许带大件行李，我不得已将那只装着此条坎肩的皮箱托一位晚些撤离的同事送回了宿舍。在尼泊尔的四年多时光里，我几乎没有穿过这条坎肩，却始终把它带在身边。个种原因，我说不清楚，大概是自己总幻想着天冷的时候，说不定就会穿上它吧。临上飞机，我本想把它拿出来，塞进背包，但背包早已塞得满满当当。考虑到以后大概还会返回尼泊尔，我于是决定暂且作罢。不承想，返尼半月不及，却突然接到新的工作安排：立即回国，准备前往位于中南非洲的赞比亚共和国……
2006年，我考上了省城郑州的一所大学。报到当天，秋高气爽。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里既兴奋，又紧张。起初，我本打算只要父亲送我，因为母亲晕车晕得厉害。可是，母亲硬是不答应。那天早晨，母亲只喝了一碗鸡蛋茶，原想着到时可以缓解晕车。汽车启动不久，她便开始难受起来。不过，她一直忍着，不曾吐过一次。在郑州市区第一次倒公交车的时候，我们三个靠着站在车上。其间，她一直没有说话，我也没有问她难受不难受。就这样，汽车走走停停，过了一站又一站。下车的时候，我才发现，母亲脸色苍白，嘴巴紧绷，两腮鼓鼓的。刚从车上下来，她便慌忙奔到一片空地，躬身呕吐了起来。这时，旁边一位正在清扫垃圾、六七十岁上下的环卫工人走了过来，不带好声色地苛责母亲事先没有预备塑料袋，云云。我一时来气，拿生硬的普通话顶了他两句，母亲却随即把我劝阻住了。后来，我们又倒了一次车到碧沙岗，接着便坐上了直达学校的45公交车。我知道，即便我和父亲当时提出乘坐出租车，母亲也不会愿意的。她宁可遭罪，也舍不得多花那几十块钱。背着大包小包陪我办理完报道手续，他们跟着我来到了宿舍。母亲顾不得休息，随即拖着疲惫的身体给我整理床铺，忙活了好大一阵子。母亲或许不曾发现，她一路帮我背着的那个行囊中就装着她给我织的那条坎肩。她或许亦不曾知道，大学四年，每个冬天，我都会穿上一阵子。
那天，我们是在校外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午饭，很简单，好像是三碗面条。吃完饭，他们对我叮嘱了一番。我分明地感到，母亲的声音裹着一丝颤抖。他们转过身去的那一刻，我没有跟上去，更没有陪他们走到遥远的南大门，看他们坐上45路公交车，目送他们离开。后来，父亲告诉我，母亲转过身之后就一直在哭，回家后的好多天都没有胃口吃饭。对我来说，从家里到学校的那段路程无非三百里区区，但对于当日往返的母亲来说，它又怎是一个六百里了得呢？
2011年1月15日，即农历腊月十二那天下午，天气阴冷。母亲骑着电动车把我送到了县城北门口汽车站。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跟她说多少话，她也没有百般地叮嘱我，仿佛自己的儿子只是要去趟省城似的。2012年9月，我休假回国，姐姐和姐夫特地从兰州请假赶来看我。一家人聊天的时候，母亲无意间说起，我那天上车之后，她其实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骑到了湖滨西路附近的一个路口，站在刺骨的寒风中，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所乘坐的那辆大巴车，直到它向湖西路驶来，然后一路向北，再向东，最终消失在视野当中。母亲讲完，我鼻子直发酸。那时，眼看着就要春节了，姐姐不在家，而我又要远赴国外，她内心的滋味可想而知。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心里很不好受，最后竟鬼使神差地把那条坎肩从柜子里翻出来，放进了皮箱。母亲的双鬓斑白了，它却光鲜依旧，透着温暖，使我恍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2015年11月5日，天气阴冷，雾色濛濛。吃过午饭，母亲骑着电动车带我来到那个汽车站。同之前一样，我们并未说什么离别的话。我只是关照她路上慢点，二十分钟后，会给她打个电话。十几分钟后，汽车开动。当汽车绕过花坛，行驶到睢州大道与湖中路交叉口的时候，我透过窗子蓦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母亲。电动车停在路边，她站在电动车后边，向我所乘坐的汽车张望着。看到那一幕，我鼻子直泛酸，差点流出泪来。我靠东侧坐着，加之玻璃模糊，她并没有发现我。随后，我拨打了她的电话。她好久才接。我知道，她是看我乘坐的汽车看得入了神。我故弄玄虚地问她怎么还没走。闻此，她犹疑了一下，接着就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汽车刚刚经过，我看到了她。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她说：“我这就走，这就走。”挂断电话，我侧转头，望着雾气蒙蒙的北海子，内心五味杂陈。汽车一路驶去，车中的我不知前路几何，更不知几时方归故里。
四口之家，所谓游子，又岂止我一个？姐姐又何尝不是常年地求学、工作在外，而难得回家一次？从睢县回族高级中学，到河南师范大学和兰州大学，再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从数十里、数百里，再到千里之外，她每每又何尝不曾牵动母亲的目光和心弦？从师大本科毕业的时候，导师建议她留校，母亲亦如是建议；从中科院博士毕业的时候，导师希望她留在南京，母亲亦如是希冀。除了考虑到姐姐的日后发展之外，母亲的如是建议和如是希冀又何尝不是为了想让姐姐不至于离家太远？但是，姐姐终究选择了离开师大，走进兰大；离开了南京，定居兰州。我大学毕业时，母亲建议我在县里教高中，说教书稳定，休息日多，离家也近。不过，这也只是建议而已。她更尊重我自己的想法与选择，正如尊重姐姐的想法与选择那样。看着两个孩子越走越远，她有时会自我安慰似地说，孩子走得远，证明是有出息了，云云。是啊，我们向远方不停地迈着步子，何尝不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而那些梦想又何尝不是关乎那一个我们最爱的人？
如今，每当我说要去一座城市、一个省区或一个国家，母亲便习惯性地首先询问那里远不远。得知我即将要去的赞比亚共和国远在万里之外，坐飞机都要十几个小时，她就禁不住担忧起来。她现在特别担心我坐飞机，大概是因为近两年飞机失事时有发生的缘故吧。看到电视上经常播出关于非洲的纪录片，她就问我那里是不是很热，是不是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以及传染病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对她说，赞比亚属高原国家，温差较大，凉的时候，还是可以穿毛衣、外套的。说到这些的时候，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那件羊毛坎肩迷人的色彩。此刻，它还静静地躺在喜马拉雅山里，此次随我赴赞，是不可能的了。希望不远的将来，道路畅通了，它能被同事捎带回中国。说不定，天冷的时候，我还会穿上它行走千里呢。
2015年10月17日
拟于中国水电十一局驻尼泊尔区域经理处
2015年11月10日
增补于中国水利水电集团驻赞比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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