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汗漫，著有《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在南方》等诗集、散文集。曾获“人民文学奖”（2007年度、2014年度）、“孙犁散文奖”（2013—2014双年奖）、“琦君散文奖”（2018年度）、“雨花文学奖”（2019—2020双年奖）、“扬子江诗学奖”（2022年度）等。现居上海。】
一 自书斋进入广大田野
秋天了，成熟的事物满眼皆是。新播下的种子，则只有土地、耕犁和农人知道。
董作宾身穿粗布蓝裤、夹克，戴软边帽，斜背水壶和相机，手捏小笔记本，眯眼看着安阳郊区小屯村的一切。
玉米棒子已被摘过，谷穗低垂。白杨树叶子的正反面，在北风里时明时暗地翻飞，哗哗啦啦作响。洹河，在附近弯曲出一个巨大弓形。董作宾想到中原最南端故乡的景象，那一条白河在独山下也弯曲出巨大弓形，把南阳盆地里的才子与传奇，箭一样射向远方。南阳与安阳，风物大抵上神通形似。但此刻，远处，太行山用一缕淡烟般的轮廓提醒他，此地是中原最北端了。再向北，就是庄子《秋水》记载的燕国少年学习走路姿势、不得不匍匐离开的邯郸城。再向北，就是那一座盛大城阙，在“蓟”“渔阳”“范阳”“幽州”“燕京”“大都”“京都”“北京”“北平”等等名称间流变、切换。一次流变与切换，就是一次烽火与离乱。
这一天，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董作宾明白，自己即将成为掀开中国现代考古学封面的第一人，用洛阳铲与鹤嘴锄这两只手，掀开黄土。北宋欧阳修、曾巩创立的“金石学”，随之画上句号。是年，董作宾三十三岁，带领七位同仁，摆脱书斋里二手性的收集与把玩，推门而出，进入广大现场，首度以“田野调查”这种现代考古形式，追问殷商时代的存在和甲骨文字的真实性。
身穿长衫的好友、南阳同乡、河南省教育厅官员郭宝钧，低声提醒：“作宾，可以开始了吧？”董作宾如梦初醒般拍拍头，笑了，用中原土语大声对众人说：“老少爷们，弟兄们，受累了，拜托大家了！咱们开始发掘吧，晚上请大家喝酒啊！”十一个劳工在学者指导下，开始小心翼翼发掘。周围拉出一条警戒线，十三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那里。一大群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在议论：“挖宝了，这些人发大财了，还用兵守着哩！”“咱这里，宝地啊……”“断了多少人的财路呀。”“外乡人和咱们抢财呢！”“听那个头头说话，像咱本乡人，斯斯文文的……”
在持续十七天的第一期发掘中，小屯村田野，敞开怀抱了三千年的秘密，像母亲说出压在心头的累累往事，松出一口气，化作安阳城上空的日色与风声。甲骨、彩陶、青铜箭簇、玉器……次第出土，证明这一带就是商代都城遗址亦即殷墟。在一堆甲骨里，发现一副人体骨架。董作宾走过去端详，判断：“大约是守护甲骨的人，像档案馆馆员一样？”指示助手：“先别打扰他睡觉，埋回去，做一个标记。”助手笑了。一锹又一锹黄土，为中国早期的一个档案馆馆员，重新盖上被褥与长夜。
三个月前，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回南阳度暑假，照顾病重的母亲。八月十二日，收到在广州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发来的电报：“望速去安阳实地观察甲骨景况，再作决断。”遂骑马到开封，换乘汽车抵达安阳，进入安阳中学亦即欧阳修所写的昼锦堂，拜见友人、安阳中学校长张天骥。两人来到小屯村，在河边田野随意一走一踢，就露出龟甲和牛骨残片，其上有笔画清晰或模糊。挖掘“龙骨”亦即甲骨的人群，随处可见，时时有冲突场面发生，刀棍相向。看见衣装与气度不寻常的董作宾，他们警觉、试探：“收龙骨吗？价钱好商量啊！”
那天晚上，一陌生男子，来到董作宾和张天骥吃饭的餐馆，拿出一片龟甲：“先生看看，这么大，有字哩！”董作宾接过来。甲骨上的纹理肤浅紊乱。他笑了：“您的手劲，得再练一练呵。”陌生男子红了脸，挠头：“遇见高人了，露丑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日本人，常年住在安阳城，收了不少俺这些龙骨呢。”董作宾给他让座、斟酒：“记着啊兄弟，这不是龙骨，是甲骨……”张天骥后来问：“咋看出来那甲骨文是假的？”董作宾答：“老祖先的笔画，有情感在焉，大小参差，牡牝相衔。好多甲骨文，今人虽暂时认不出，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美，拙朴有力，画一样啊……”
董作宾在安阳向傅斯年发电报：“甲骨未穷尽。迟一日发掘即有迟一日之损失。当速作决断。”随后去街头巷尾古董店里探寻，购甲骨数十片。与张天骥各骑一驴出城，去五十里外的万佛沟，勘察惨遭破坏的石窟群。日本文物商人看中哪一佛头，就指使当地人把它砸下来，一佛头的工钱是一百银元，半年辰光，佛头洗劫一空。董作宾抚摸那些空虚的佛肩，叹息。佛头缺失后的凹处，积累一层土、一汪水，长出小草，试图组成绿佛头……
傅斯年很快给董作宾回电，言明已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支持，请董作宾离开中山大学、加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聘其为殷墟考察第一期负责人，并汇来一笔经费。董作宾通过恩师张中孚，与当地政府接洽，赢得支持。从河南大学请来若干师生加盟调查，以壮声势。安阳街头贴出“保护文物”的公告。于是，有了十月十三日小屯村田野大致平静有序的局面。若干人贼眉鼠眼，在警戒线边窥望动静，发牢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是不是？！”董作宾走上前，一一敬烟、解释：“国家立法保护了，地下古物都归国家了，不归个人，俺们也不是为自己发财，是为国家做事。要不，咋会有士兵来守护呢？”他不抽烟。前一日，在安阳城嘱咐助手买几条香烟备着：“香烟一敬一接之间，就不会有伤面子的事情发生，这是中原的人情风俗。”
多年后，傅斯年问：“彦堂兄，一九二八年，我这个刚开张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为何力主您去安阳带队发掘，知道吗？”董作宾摇头。傅斯年用双手衡量着自己腰围的雄阔度，笑了：“一群秀才，走出书斋去田野里与强盗抢宝贝，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如何能行啊？兄是中原人，家乡事情再烦难，也能乾坤在握、开启新局。”董作宾恍然大悟：“孟真兄啊，比我小一岁，那一年也不过三十二岁吧，少奸巨猾啊……”傅斯年哈哈大笑，戛然而止：“其实，你我皆笨拙，正适宜走学问这寂寞长途，容不得狡猾。当年，胡适先生启发我脱离政界，正出于对学生性情之了解。彦堂兄比我更笨拙，也就更杰出啊。然而，做学问，如何能与时代脱得了干系？我辈南渡复北归，完全像一场梦啊……”董作宾一时不知如何回应，搓热双手，去握傅斯年右手。这一只在五四运动中挺在最前头、举到最高处的手，有些凉。
自划时代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到里程碑般的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九年间，在小屯村，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开展十五期殷墟考察，大致在每年春秋。李济、梁思永等等从海外归来的学者，相继加盟并领衔。其中，董作宾为第一、五、七、九期负责人，第二、三、四、六期参与人，第十一、十三、十五期监督人，从广州、北京或南京，屡屡奔赴这片田野。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第五期，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元培亲书“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八个大字，派人自北平送至小屯村挖掘现场以示激励。董作宾大声念诵罢，停顿良久，低声言语：“家国艰虞，我辈惟有自强不息，无论战场、田野与书桌……”众人继续挥动洛阳铲与鹤嘴锄，似挥动刀戈、雪耻复仇。那一张纸、八个字，董作宾携带终生，就一路处于风雨鸡鸣，就只能成为大地般厚德载物的君子。
从小屯村共获得一万三千零四十七片甲骨文，涉及三千余字，至四十年代，已辨认出其中一千余字，拼图般呈现出早期中国的新面目、新声息。以此为基础，一九四五年春，在长江边的四川李庄镇，董作宾完成描叙殷商变迁的《殷历谱》，将中国信史向远古推进二百七十三年，为抗战胜利在望献上一个学者的礼物。但也付出严重代价：田野冷饭造成严重胃病，血压起落不定；腰腿关节时时作痛，妻子熊海平用药酒擦涂缓解；四十岁就满口牙齿脱落，对一副假牙说出的话语自我质疑，遂有了口头禅：“对不对呢？再想想，再作判断不迟……”
回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小屯村。结束了第一天工作，全体工作人员在田野合影留念。劳工们蹲于第一排，手持长杆的洛阳铲；学者们站第二排，身穿长衫、西服或夹克；士兵们持枪挺立两侧。起风了，吹散头发，掀起衣角。一棵大白杨树作为背景。董作宾眼睛细长，笑起来像闭着，远眺这片田野的过往和未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在无名氏《诗经》、曹操《苦寒行》、向秀《思旧赋》的次第吟诵中，殷商、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一一闪现复叠印，以不同土色，加深安阳的狂喜与哀伤。董作宾在照片中瞻望复思量，大约不会看见我，一个平淡无奇的同乡后生。
新世纪初，某年夏，我来安阳，在那七个朝代之上，看见中国汉字博物馆、殷墟遗址公园，游客如云。也似乎看见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黄昏，走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小屯村考古工作站，门房间师傅递来一封他妻子、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赵萝蕤的信。他急忙打开，站在一丛紫藤下默默读完，把那些热烈的话，在脸上贴了一贴。信中附带几页惠特曼《草叶集》的新译稿，陈梦家嗓音发颤地念诵：
我歌唱自己，我歌唱饱含热情、脉搏和力量的广阔生活，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动……
当代安阳游客，大都不知道陈梦家、赵萝蕤、惠特曼，一概饱含热情、心情愉快。他们像我一样盯着殷墟内的人工池塘，其中，用青石板铺成的巨大龟甲，刻有董作宾以甲骨文书写的诗句：“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日在复风来，这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自由景象，让后人与前贤魂魄相通。
于是，我再次看见一九二八年十月的那一天。安阳城星辰高悬，董作宾设宴请客。烩菜、灌肠、道口烧鸡、血糕、扁粉菜……摆满桌面。董作宾一一敬酒，酒量小，一口一口浅酌，额头渗出细密汗珠，脸色醉红。郭宝均站起来替酒：“俺是他哥，应该替他一替。”董作宾搂了搂郭宝均的腰，仿佛两个南阳少年，搂腰走在独山下、白河边。
在旅馆，董作宾翻开日记，用毛笔写下一句很抒情的话：“自今日始，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二 贞人，在中国文章源头处
刻刀的形态，是一尾鱼、一头老虎或毫无装饰的三棱状玉雕或铜铸。
手捏玉刻刀或铜刻刀，一群古人，俯首于龟甲或牛骨，先刻下占卜时间、占卜人名字（即“叙辞”），再刻下向神秘上苍咨询的事体（即“命辞”），置于火焰灼烤，待吉凶迹象渐次浮现：纵向裂纹如春日细雨，吉；横向裂纹如沟壑深渊，凶。接着，他们把这些预言刻在裂纹处（即“占辞”），送给君王将相审视。一个充满未知性和畏惧心的时代，需通过占卜以决断的事件，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征伐、出行、捕猎、宰杀、营建、会晤、婚配、生殖、祭天、求雨、乐舞、种植、丰歉、疾患……无事不卜，无日不占，乌龟与牛所需数量之巨大，可想而知。安阳城外，甲骨遗存之浩瀚也就顺理成章。
占卜者在不安中等待着，让时间对某一占辞，予以确认或否定。门外，池塘中养满乌龟。相信这种长寿、缓慢、隐忍的灵物，能够揭示命运与未知。隔壁仓房里堆满牛骨，隐隐散发腥臭气。牛，与田野劳作密切关联，最懂得人的重负与欢悲。
半日、一日、多日，乃至数月经年后，关于一次占卜的灵验与否，终于有了一个结论，刻在相应叙辞、命辞与占辞的旁边或背面，就是“验辞”。若灵验，验辞就刻得巨大，且涂以红色，像现代书刊中的套红印刷，张扬成就感，这也说明殷商已有最早的“笔”“墨”，笔乃树枝或草茎，墨水由朱砂研磨而得。若占辞不灵验，验辞就刻得微小，显出占卜者的愧色和幽默感。比如，某一验辞，记录两辆车在占卜后出行途中发生相撞事件，一辆车的车辕折断，这“车”字就刻得破碎，另一“车”字则刻得完整结实。必须真实生动地记录一切光荣与失败，连商王武丁亲自占卜失灵，验辞亦详加记载、毫不掩饰。且看一份“天气预报”，记录“商王外出田猎是否遇到大雨”这一占卜应验与否的全过程——
中日至，昃不雨。食日，至中，日不雨。
自旦至，食日，不雨。
弜田，其遘，大雨。
“商王外出下午有没有雨？上午会不会有雨？占卜结论是全天都没有雨。狩猎时却遇到大雨。”一篇写在甲骨上的文章，起承转合间，雨中商王的失败感鲜明浮现。正是这些早期预言家与记叙者，奠定中国书写的基本伦理：“修辞立其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辞者，心之所表也。文者，纹理也。辞与文，以龟甲牛骨为源头，潺湲复澎湃，汇就千秋万古的汉语江河。安阳城外，甲骨组成一个个深坑，就是最初的档案馆、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储藏早期中国的痛疾与狂欢。
董作宾将甲骨文字条分缕析，缝缀成章。书桌外，窗外，城墙、江河与旷野间，民国在离乱中剧变，外寇蠢蠢欲动复咄咄逼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在广州柏庐、北平北海公园、南京鸡鸣寺、昆明龙头村、四川李庄镇之间，迁徙复迁徙。在不安的时代里，如何安顿自我和远方？一个难题。董作宾及其同仁，做出“与龟甲牛骨间的古中国日夜唔对”这一回答。放大镜像望远镜，跨朝越代，辨认每一条纹理中的秘密，为一个民族厘清来路，方能定神聚魂。
“贞”，这一个字，在视野中反复出现。同仁讨论，猜测它大约是地名或一种官职。董作宾的口头禅又冒出来：“对不对呢？再作判断不迟……”他眯着眼睛观察，发现：这“贞”字的线条，就是“卜”与龟背形象“贝”的联结！翻读《周易》《论语》等等源头性经典，追寻这一字眼的早期意义。“元亨利贞。”“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贞者，正也。”“君子贞而不谅。”……“贞”，一个美好端正的字眼，如树干般挺立于大地。他推断：“贞”，就是占卜！甚至买来乌龟，取下甲骨，模仿古人刻出纹理，复于火上灼烤，听到它发出“卜”字的清脆声。大叫一声，喊来隔壁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听啊！听到‘卜’字的读音了吧？就是这烧出来的声音啊！我的老天爷啊，祖先们是这样发明读音的啊……”傅斯年、李济、梁思永愣愣看着董作宾的激动神态，对望一眼，哈哈大笑或呵呵微笑。从此，“我的老天爷啊”，成为研究所同仁表达强烈情感的常用语。这一中原民间的感叹句、祈祷词，意义类似英文中的“My God”。
一日，傅斯年对李济感叹：“安阳啊，小屯啊，太让人惊喜！午门档案整理那一组，进展慢，很失望。”李济擦燃一根火柴，问：“为什么失望？”傅斯年把自己坦克一般在李济面前开来开去：“没什么重大发现。”李济瞪着眼睛吼道：“什么叫做重大发现？难道您盼望在档案中找出清兵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斯年一愣，停下坦克，大笑不止。李济深吸一口香烟，才幽幽缓缓笑起来。
董作宾令人心怀期待。“老天爷，有什么新发现？”傅斯年时常大喊一声，蓦然出现。董作宾从纷乱书籍和拓片中抬头，将新判断道出，复迟疑：“对不对呢？再想想……”某日，他突然一个激灵：“贞”字之前缀，那不断变化的词，或持续一个阶段没有变化的词，应是占卜者名字！可命名为“贞人”。中国考古学乃至现代汉语词典，因董作宾而出现这一新名词，指代汉民族早期那些占卜者、巫、诗人、作家。这些贞人，董作宾辨认出一百二十八人：“宾”“殻”“争”“亘”“古”“品”“永”“韋”“内”“允”“共”“师”“子”“午”“出”“行”“何”“彭”“历”“黄”……同一片甲骨，若多位贞人并列，彼此年龄差不会超过五十年。由此可推导出殷商自盘庚至纣王之间的代际划分！这一重大发现，使董作宾进入“甲骨四堂”之巨擘地位。时在一九三一年，三十六岁。郭沫若自日本发来电报祝贺：贞人之说，“遂顿凿破鸿蒙”。
汉字的光，士子之心的光，让一个古老国度被照亮、看见、爱，摆脱黯淡与绝望。
所谓“甲骨四堂”，指四位表字含“堂”的学者。彦堂董作宾，以“区其时代”立功。其他三堂，业绩亦彪炳史册：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在文物贩子隐瞒甲骨来源之情势下，出巨资雇一英俊小生，与文物贩子及其家人密切交往，终获得“安阳小屯村”这一地名，使董作宾们有了奔赴田野的方向；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在龟甲纹理间阐幽发微，与古代史相对照印证，推断其为殷商时期卜辞；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借甲骨文透视商代社会世相变迁。“四人固已极一时之盛”，嘉兴人、历史学家唐兰如此赞美。“今山川效灵，三千年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罗振玉如此自叙，成为中国现代学人的共同心声。
“甲骨四堂”之前，京城有一奇人，乃甲骨文最早发现者：王懿荣，系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
一八九九年，某日，王懿荣有疾，请一老中医上门号脉观舌，药方上有“龙骨”赫然入目。好奇。遣仆人去药店买回所有未捣碎的龙骨，见骨头上布满纹理，完全不同于既往所见青铜器铭文，遂倾尽家财，自药铺、药材贩子和文物贩子那里，收购千余片龙骨。继而穷尽想象力和辨别力，最先认出“日”“月”“天”“雨”等等象形字，接着认出一个大人背着小孩的“保”字，人在树下乘凉的“休”字，长鼻大耳、四腿粗壮的“象”字，右手拿着猎物耳朵的“取”字，手执牛尾庆祝丰收的“舞”字……王懿荣泪水滂沱，认定：这并非什么龙骨，乃苍颉创造的最早文字“甲骨文”，导致雨粟鬼哭，成为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这一系列字体的源头，奔流至今，化血入心。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懿荣将甲骨交付知己、小说家刘鹗，转身带兵迎敌，死于城门下。刘鹗不负重托，将王懿荣所藏甲骨及研究成果，以《铁云藏龟》为书名出版，属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
以甲骨文入书法，董作宾是先行者。三十年代，其墨迹风行坊间，上门求字者多多。当下文物拍卖会，偶尔惊鸿一现，落款一概是“南阳彦堂”。比如，“东边日出西边雨，一鸟不鸣山更幽。白下门东春已老，今来风雨又维舟。”前三句，集自刘禹锡、王安石诗篇，最后一句自作，三人洽和为一、兴慨不二，实因汉语的美感贯通古今。董作宾以甲骨文写过元代冯尊师名句：“南山赤凤，北海乌龟，坚志用心求得。”凤与龟，以及其他种种意象，因形而生意，托象而含情，使汉人拥有了情感对应物，不至于陷入孤穷失语之境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有废除汉字、走拉丁化文字道路之设想，“以图摆脱历史重负、重塑民族命运”。甲骨文恰好在此一时期出现，大约感知人间有异，遂以劲拔纹理启示子孙：好源头，永远支持而不会断绝中下游的长河与大海。
在研读和临摹甲骨文的过程中，“武丁逐鹿”情节，屡屡浮现于董作宾眼前：“王其往逐鹿，获？”“丁亥卜，王：我其逐鹿，获？允获十。”“壬午卜：王其逐在万鹿，获？允获五。”……这一个优美“鹿”字充满欢跃感，画一般，毫无辨认难度。他对妻子熊海平感叹：“那武丁，多么爱逐鹿啊——逐鹿，逐鹿，自古中原多艰难，回不去了……”熊海平抬头，看丈夫脸色黯淡，遂软语宽解：“别忘了，自古中原出圣贤呢，有圣贤书在，心就能回去。”
武丁追逐的对象很广泛，鹿之外，还有异性、贝壳、珠玉、云霞等等一切珍奇绚烂事物。豕，猪也，成为武丁的追逐对象并不持久。大约因豕奔跑速度慢，外形美感不足，占有难度小，不足以彰显王者之气。但董作宾最爱临摹某一版“武丁逐豕”，那一块牛胛骨的骨臼、骨面、骨背三处，完整记载了一次逐豕事件。一九四六年秋，自四川李庄归南京，董作宾即赴芝加哥大学任客座教授，与两年前来校任教的陈梦家相逢，共同讲授中国古文字学。一九四八年受聘于台湾大学。一年后，才发现还乡路途断绝，家乡惟有梦中见。创办《大陆杂志》。他曾经以朱砂拓“武丁逐豕”骨版，作为杂志第八卷第六期的封面，红绿交加似中原盛夏。
热爱这牛胛骨上的豕亦即猪，董作宾反复临摹。抬头，隔一道海峡，恍惚看见盛产黄牛和汉砖陶猪的故乡。
三 风起南阳城
一九一二年，夏天，紫桐花一串串开满南阳城。
少年董作宾伏在长春街边家门前的小桌上，刻印章。附近，就是北关城门——由此可以推导出东关、西关、南关的存在。城门开，八方风雨汇南阳。“文明在宛”“光照宛南”“控制秦关”“中原冲要”等等石刻门额，醒目高悬，让进出城门的人仰脸一望、心身一震。内城，大致构成一个正方形。外城，则因城墙蜿蜒呈现出五瓣梅花状，故南阳也被称为“梅城”。此时，一阵阵南风，自白河方向吹来，先吹外城，再吹内城，紫桐花而非梅花落在小桌上，董作宾视若无睹。周边街铺熙熙攘攘，有“老凤祥银楼”“大发大玉器店”“福聚恒烙花筷子铺”“福和绸缎庄”“志和永布匹百货店”……
父亲、小杂货店店主董士魁，置下这四间临街门面房的家业，撒手而去。董作宾比同龄孩子显得老成，寡言，竟有了密集的抬头纹，像大风吹动河面。从玄妙观内的小学堂放学后，董作宾回家搁下书包，学着邻居刻章师傅的样子，用母亲纳鞋底的锥子，在萝卜或木块上，刻篆体、隶体、宋体的字，有板有眼。十二岁以后，家贫辍学，董作宾买了真正的雕刻刀，在独山玉石上操作生意，一枚章可赚四元钱，补贴家用。多病的母亲看着儿子，很心疼，流眼泪。
这一个北关少年身后，靠墙立着小书架，面向大街。摆满《新青年》《时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古文观止》《乙瑛碑》等等报刊书籍，吸引来往行人驻足、翻阅、购买，也能增加些微收入。晚上，把书架搬进屋内，董作宾在煤油灯旁临帖、作诗。如果小学时期的玩伴、升学到南阳师范的郭宝均，气喘吁吁闯进门，那是董作宾最开心的事。两人彻夜说着开封、北京、上海和全世界。困了，挤睡在一张小床上。天亮，郭宝均仍呼噜呼噜打鼾，董作宾已轻手轻脚起床、洗脸、刷牙，干干净净坐在街边，刻章或读书。东来西往的轿子、马车、挑夫、流氓、兵卒、乞丐、翩翩公子、俏丽女子……如潮起潮落，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一方小桌，像被少年双腿之铁锚咬定的一叶舟，在风浪中停泊于岸边。桌面，那些摊开的笔墨、纸、字帖、雕刻刀，似乎在预示他未来一系列桌面上的大致风景。
此时，紫桐花继续随风落下来。一个高大长者，悄然出现在少年身边，像是准备搬起铁锚，推动这一方小桌、一叶舟，到更广阔的大海上去。
长者俯身，看少年缓慢运刀刻章。直到刻毕，才轻声招呼：“孩子啊，好字好刀法！认识我吧？”少年抬起头，梦中惊醒一般慌忙站起来，恭敬回应：“张先生，您……我……”长者笑了：“我知道，你叫作宾，整个南阳城，都知道‘刻字北关董少年’！”张先生即张中孚，诗人，官员，中州女学堂、南都学堂、国医学校、南阳师范、北仓女子中学、南阳图书馆等等机构的创办者，住在北关一处高墙深宅内。时常头戴礼帽、着长衫、手提黄色皮包，步行，或者坐一辆南阳城少见的汽车，越过长春街边的这一少年和小桌。董作宾曾随着郭宝均去南阳师范，听高台上站着的张中孚演讲，记着他的一句话：“咱南阳，一方宝地，古有张衡诸葛亮，今有汝辈少年郎。不论世道如何变幻，终应以才学和肝胆成为堂堂君子，贡献家邦……”
张中孚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玉料，递给少年：“我想请你刻一方闲章，三个字，‘风起兮’，字体随意，就像今天的风一样，不拘谨就好。”少年连连点头：“谢谢先生……”张中孚又说：“你有才，不上学可惜了。能见见你母亲吗？我想和她商量商量，希望能同意你去上学。学费不必发愁，跟着我，做一些杂事就行了，好不好啊，孩子？”少年眼睛一下子涌出泪水，用双手去擦，点头，说不出话。张中孚搂了搂少年肩膀，像北关城门外的独山，搂了搂瘦削但前景无限的白河。
这一日之后，南阳北关消失一个十七岁少年，中国现代考古史将增加一种辨别角度、一种叙事方式。
一九四八年，南阳北关又消失一个少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增加一种认识“母亲与故乡”的角度、一种抒情方式。他，就是被国民党裹挟去了台湾的高中生王庆麟，亦即诗人痖弦。他家位于长春街以南的左营，早年清兵安营扎寨的地方。在台湾，每次梦回南阳城，走到北关就路不通了。醒来，一脸泪水。九十年代还乡，他发现，从北关转到左营的那一条巷子，被封堵成一道高墙。董作宾长痖弦三十七岁，一九六三年去世。在台湾，这两个南阳人是否有交集？倘若读过痖弦的诗，那些关于故乡风情的《红玉米》《盐》《坤伶》，也会让董作宾一脸泪水吧。
少年董作宾跟随张中孚，进入当时省会开封，在河南育才馆读书，知晓甲骨文的存在，随即沉迷其间，研读临摹之。课余，帮张中孚誊抄文稿、整理事务。“事务很少很轻，先生只不过以此让我心安而已，我懂……”晚年，董作宾向妻子熊海平回忆这段生活，仍会眼眶发红。一九二二年冬，张中孚就任国会议员，移居京城，给当时已在开封女子中学教书的董作宾写信：“来吧，再读读书、开开眼界，终究有益无弊。师母已为你备好棉衣。”董作宾进入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考取国学门研究生，成为蔡元培、王国维、胡适等人的弟子。毕业，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与傅斯年成为挚友，小屯、南京、昆明、李庄等等地名，随之进入一个南阳人的履历和心灵史。
大风起兮云飞扬。正是张中孚、蔡元培、王国维、胡适、傅斯年，这一场场夏日热风的吹拂，使董作宾的长衫如风帆一般鼓满，渐行渐远渐永恒。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南阳，没有长春街的小桌与刻刀，没有张中孚这最初、最关键的一场大风，董作宾会成为怎样的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某些篇章如何书写？
我曾看见两张黑白老照片。第一张照片：一人戴礼帽，骑驴，身后跟随一个戴鸭舌帽的青年、一个戴草帽的青年，手提饭盒或工具包。面目模糊。照片注释：“张中孚先生带领董作宾等人考察汉代画像石的路上。”具体时间、地点不明。张中孚，自然是骑驴的那一个长者。两个青年，哪一个是董作宾？辨认不清。拍摄这张照片的第三人，可能是郭宝均、孙文青，也可能是杨廷宾，亦即鲁迅临终前念念不忘为他邮寄汉画拓片的那个南阳人。第二张照片，文字注明：“一九二九年八月，董作宾、孙文青在南阳草店调查汉墓画像。”我一眼认出董作宾：白衬衫，风吹乱头发，站立在六个男子中左二的位置。脚下，一场大水冲毁古墓露出的石头，浮凸出龙凤狂舞景象。可见，从事甲骨文研究之外，董作宾参与了南阳汉代画像石的发现和保护。
经董作宾之手，四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已收藏三百余幅南阳汉画拓片，将其作为该所研究方向之一。拓片中，既有神话叙述，也有日月星辰意象，更有豕、牛、羊、驴等等动物现身其中的烟火景致，构成繁嚣人间。傅斯年为此而惊呼：“我的老天爷呀！后汉人文，果然以宛都为盛。瞧瞧，如此雄迈，完全在赓续甲骨文精神嘛！且去南阳看一看！”当下，南阳是闻名世界的肉食品养殖加工基地，商标图案均采用汉画风格，以证明本地生活之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追随张中孚求学的那些年，每逢寒暑假期，董作宾就奔回南阳。与郭宝均、孙文青、杨廷宾相约，白天去田野寻访汉画石，晚上在玄妙观开设扫盲班。他带回成箱的《平民识字课本》，面向全城商铺店员和作坊工人招生。大殿里坐不下，一些人就站在门口和窗外听课。郭宝均、孙文青和杨廷宾，也来帮助董作宾上课。课程有识字、计算、唱歌、猜谜。董作宾自制许多谜语，让学员猜，猜中有奖。“聂少霞还俗唱戏。打两样日常用品。”这谜语在玄妙观悬挂一个月，无人猜中。结业前，学员追问，董作宾公布谜底：“瓷罐，灯台。”众人不解。董作宾问：“聂少霞是谁？”众人答：“这玄妙观从前的主持啊。”“还俗了，不就是辞观、瓷罐了嘛，唱戏不就是登台、灯台了嘛……”笑声掌声一片。
在一夜夜的马灯下，在读书声、歌声与笑声里，底层人民的脸从蒙昧中抬起来，看见新自我和新未来。
假期结束，返回开封或北平前，董作宾都会举办一个扫盲班结业仪式，让这些店员和工人站起来亮相，听他们结结巴巴表达心声：“这辈子，头一次这样说话呢，以后能挺起腰杆做人了，有文化了。”“识字了，就不是睁眼瞎，觉得活着有意思了！老祖先造的字，有趣，好看。”“俺还要继续学，不光等董先生回来教，自己也要学。”……董作宾一次又一次鼓掌，眼睛里闪烁泪光。从这些人身上，他看见从前一个北关少年，看见一个引导少年上路远行的长者。
一九四一年，在李庄，得到张中孚去世的消息，董作宾丢了魂一样走到江边，于无人处嚎啕大哭。不让妻子熊海平动手，自己一针一线缝黑纱，在胳膊上戴了它整整半年。谁也不敢问。谁若一问，董作宾的泪水就滴滴答答落下来，屋檐上的水一样……
董作宾儿子董敏，表字“宛仁”，这也是一个父亲的抒情方式。“宛”，南阳也，盆地宛如粗陶大碗，故有此简称。“仁”，爱也，义也，人也。
四 掀开门帘看见她
门框被轻轻敲响，董作宾就知道是谁来了。从书桌上的文稿中抬头，看见门帘掀开，出现熊海平那一朵牡丹般的圆脸、齐耳短发、蓝裙子、黑布鞋。
“熊同学好啊，久违了！”董作宾细长的眼睛像闭上一样。熊海平咯咯笑：“董老师好啊！两天没见，是够久的啦，一日三秋嘛！”扬起手中饭盒：“猜一猜，我带来啥好吃的？”董作宾抽抽鼻子：“鼻炎啊，闻不见，一吃就治好了！”熊海平嘴唇一努、眉毛一扬：“胡辣汤，烙饼！”董作宾故作一惊：“哇！跑回河南买的？一来一去，这可够快的！”熊海平笑弯了腰肢：“就是！跑到一个河南饭馆买的，也算是跑回老家了！”两人对坐着，吃着。湖面上吹来的风，像在练习熊海平的手势，微微掀开门帘。
这是一九三五年初夏的一日，正午，北平，北海公园东北角的静心斋。
自广州北迁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在此地办公，六年了。这里曾是先蚕坛遗址，明代皇家每年春天举行亲蚕礼的地方。皇帝与嫔妃，风吹云散去。一群现代学者静心以致远，埋首于故纸旧物中，春蚕吐丝般生发新知。台灯光亮度比较微弱，便于向“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名句的意境趋近、致敬。门前满湖碧波，周遭一堵红墙。碧波与红墙之外，中日间各种事变相继爆发，为两年后中华民族决绝抗战而蓄势。此时，研究所人员已分批迁往南京鸡鸣寺。书桌、资料、文物、赤子之心，暂时分作南北两地，倾力存续华夏精神火种。
因“贞人”说而功成名就的董作宾，这一年，四十岁了。熊海平二十七岁，是董作宾在开封女子中学教过的学生，读书、谋生于北平多年，爱上从前的老师，屡屡来北海公园这一角，为董作宾洗衣服、煮饭、熬中药。董作宾衣饰干净起来，额头皱纹舒展。每每自安阳田野归来满身倦态，几天后，振作一新。独自沿湖水散步，看白塔，轻声哼唱豫剧：“十里湖堤好风光，南风送来菜花香……”
傅斯年观察到熊海平的娇小身影带来的奇迹，对董作宾开玩笑：“彦堂兄啊，成了董西厢啊！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啊……”董作宾呵呵笑，眼睛像闭上一样。其办公室与卧室合二为一，位于西侧小花园深处，故有“西厢”之称。傅斯年在东厢办公，刚离婚复新婚，娶了沪江大学英文系学生俞大彩，遭母亲谴责，被胡适戏谑：“孟真疯了，热昏了，少年郎又回来了！”傅斯年看见董作宾，像看见疯了、热昏了的自己，抱以理解和同情。他们，都有一段父母做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的婚姻史。
前一年，《中央日报》发表了董作宾与钱氏的离婚声明。正在北平读书的女儿玉珠，回南阳北关长春街看望母亲。钱氏在院落里用棒槌捣衣，梆梆梆梆作响，说：“离就离呗，还要啥子声明，嫌弃俺不识字哩。你奶不在了，你大了，俺也没啥挂念了……”玉珠眼里涌出泪水。钱氏一边捣衣，一边问：“有人照应他？”玉珠点头。钱氏又问：“那人对你爸、对你，恶不恶？”玉珠摇头。钱氏说：“那就中。也委屈他了，一个人，孤零零四野里跑。俺想不起他啥模样了。”继续梆梆梆梆捣衣，似声讨，意难平。十年后，钱氏因病去世。许多年后，北关邻居们才知道，董玉珠早就是中共党员，奔赴延安后牺牲于抗日战场。这一院落门口，后来挂着两块标牌：“董作宾故居”，“中共豫鄂边临时省委机关旧址”。院落里设有夹墙、暗室和地道。
回到北平初夏这一日的正午。北海湖面上吹来的风，大起来，门帘像恋爱中的心在颤抖。
吃完胡辣汤、烙饼，两个人的胃，充满同一个热辣辣的中原。熊海平提着饭盒去门外洗刷。树上鸟儿叽喳问答，如学术辩论。董作宾看熊海平掀开门帘走进来，笑了。熊海平嘟囔：“董老师笑得有深意，学生不懂，请解释解释嘛。”董作宾说：“你每次来，掀门帘，我就想起在北大读书时收集的歌谣，《看见她》。”熊海平的脸腾一下红了，像牡丹在五月腾一下开得更明艳了。扭过头不看董作宾。她知道那些歌谣，言辞灼热如胡辣汤，句子结实如烙饼。
一九二二年，在蔡元培和胡适推动下，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意在采风于野，从民歌中汲取活力，建设汉语的现代性。周作人和沈兼士担任歌谣研究会主任，创办《歌谣周刊》，常惠、顾颉刚和董作宾先后为责任编辑。歌谣研究会在各地共收集一万三千多首歌谣。董作宾一边对其整理研究，一边在《歌谣周刊》上推介。
犹似后来从甲骨纹理中捕捉“贞人”之存在，面对这些民间歌谣，董作宾已显现出归纳、推理、发现的能力。从中拣选出的四十五首爱情歌谣，虽“产地”不同，主题、结构与叙事，却惊人相似，被他统一命名为《看见她》。其中，陕西版：“你骑驴儿我骑马，看谁先到丈人家，丈人丈母没在家，隔着竹帘看见她。白白手儿长指甲，樱桃小口糯米牙。回家说与我爹妈，卖田卖地要娶她。”北平版：“太阳出来一点红，人家骑马我骑龙。海东有我丈人家，丈母娘下炕烧碗茶。一碗茶，没喝罢，风吹门帘看见她。银盆大脸月白袄，小红鞋绣着喇叭花。回家告诉我爹妈，典房卖地也娶她。”镇江版：“辫子拖到脚后跟，骑着花马拜丈人。丈人丈母不在家，掀开门帘看见她。樱桃嘴，糯米牙，小小金莲绣红花。等我回去告爹妈，弄来银钱就娶她。”……
董作宾写出《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发表在《歌谣周刊》，胡适读罢，击掌赞叹：“完全是一篇关于歌谣研究的名作！”文中，董作宾描述不同地域男性凝视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之共通与差异，尤其是“门帘”或“竹帘”，这一关键意象统摄南北歌谣，表明：间离与阻碍，更能焕发爱意与美感——追慕女子，掀起门帘或竹帘，看见她；回溯历史，掀开黄土与册页，看见她；依恋一个国度，掀开烽火、霜降和风雨，看见她。
少女熊海平在一个老师身上，勾勒出理想爱人的形象：才华、见识、情怀，三者兼备。她隐匿身份，用笔名写信。董作宾读信，未明白字里行间的雀跃心迹，只喜欢随信所附、采自中原的歌谣。当他走出北京大学，成为学者，反复进入安阳田野，熊海平也开始研究甲骨文，用笔名发表多篇论文。董作宾对这场日益严重的暗恋，一无所知。直到若干年后某日，熊海平走进北海公园静心斋，掀开门帘，让董作宾看见她，于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三个月前，即一九三五年二月，第十一期殷墟考察开启，收获巨大：发掘大墓四座，小墓四百余座，出土大量的甲骨文、石盘、铜鼎、玉器、象牙碗、鸟兽形仪仗……某日，董作宾与梁思永作为监督人，正在小屯村田野视察发掘情况，忽听执勤士兵呼喊：“董先生，有客人找——”抬起头，看见一个娇小身影，站在远处警戒线外的大路边——熊海平来了！董作宾愣一下，笑了，急忙拍打身上泥土。梁思永向那一位热烈的女子招招手，低声对董作宾说：“彦堂兄，陪她看一看，就先回驻地休息吧，这里有我操心就行了。”在众人意味复杂的目光里，熊海平脸红着，跟在董作宾身后，看那正在发掘中的深坑与大墓，惊叹不断。董作宾为她拍照留影。两个人坐三轮车进了安阳城。第二天，熊海平独自回北平。
一场风波随之而来。被指“违背中央研究院职员不得携家眷参加考察活动之规定”，董作宾深感惭愧，提交辞职信：“虽事先不知熊女士去安阳，但我视其为亲人，于考察现场接待之，实悖离于院规，惶恐无比，惟辞职以谢贤明。”傅斯年自南京匆匆奔回北平劝阻，表示理解熊海平安阳之行，承担“引领不周”之责。董作宾倔强：“我心已决。”北海公园与鸡鸣寺，一概议论纷纷、阴云沉沉。西厢里，熊海平哭泣：“我的错。放我离开吧。你离不开甲骨文的，那是你的命……”董作宾只说一句话：“你，甲骨文，我都不放。”傅斯年沮丧之至，亦提出辞呈。蔡元培、胡适只得出面谈话，一人说：“孟真与彦堂，皆为栋梁，正值国家危难之时，何去何从须细细斟酌——研究所天塌了，于心何忍？”另一人说：“一件小事，错了，改了，是美好的事。屁股一拍走了，是不美好的事。”
谈话后，董作宾邀傅斯年来西厢谈叙至深夜。两盘小菜，一壶酒，傅斯年喝大半壶，董作宾抿小半壶。都不再提辞职的话，讲故宫和中央研究院重要文物南迁，说董作宾开启写作的《殷历谱》。忽然，傅斯年又想起《西厢记》：“彦堂兄，您喜欢董西厢，还是王西厢？”董作宾一愣，想了想，说：“还是董解元本吧，更可爱一些？”傅斯年点头：“董西厢含蓄，反而更显浓烈——董家才子，自古以来皆如此啊！好好爱您的姑娘吧……”董作宾搂了搂傅斯年的肩，眼睛突然发红。湖边道别，傅斯年用昆曲韵调吟诵：“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啊……”仿佛一头大象缓慢而去。
再次回到一九三五年初夏这一天。北海湖面的荷花，开得鲜艳。闷热，大量蜻蜓在门帘外飞舞，预示阵雨将至。熊海平说：“唱一支老家的《门帘歌》给你听，好不好？”董作宾点点头。两双手握在一起，分不清手温和归属了。
一放门帘五尺长，上面花草绣得强。
上绣金鱼来戏水，下绣牡丹落凤凰。
左绣鸳鸯成双对，右绣喜鹊闹春光。
绣上狮子把球滚，二龙戏珠在两旁。
这边绣的红芍药，那边绣的白海棠。
绣上水仙开花早，再绣九月菊花香……
这一年冬，历史语言研究所搬迁至鸡鸣寺毕。董作宾、熊海平结为夫妻，一副绣着两朵小牡丹的新门帘，挂起来，在南京的风中微飏。
次年亦即一九三六年，秋天，男孩董敏初次睁开眼睛，看见汹涌的长江和人间。
五 殷墟燕子与长沙一夜酒
在上海城隍庙前的一系列旧书摊边晃荡，寻寻觅觅，我的姿态与心境，像一个田野考察者。发现一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五期殷墟考察照片集》。封面泛黄。照片黑白，注释文字为繁体、竖排。大约为民国时代内部资料，未注明出版社。买一本回家，细看从前那一代知识者的面影与身姿，也是一次小规模的精神考古行动。
照片集扉页，以数列文字展示第十五期殷墟考察概况：
发掘年份与日期：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九日。
发掘地点：小屯。
主持人：石璋如。
工作人员：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愨。
临时人员：王建勋，石伟，魏鸿纯，李永淦。
视察者：董作宾，梁思永。
监察者：舒楚石。
参观者：燕京大学参观团叶公超、闻一多、陈梦家及学生数名。
收获：发掘YM331、333、338等多个墓葬，得甲骨文、青铜器等共计一万余件。
这是民国最后一期小屯殷墟考察活动。至此，历时九年、由董作宾肇启的田野行动落幕了，等候新一代人、新剧情，在多年后登台演绎。
十八天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携带数百箱珍贵文物，经长沙、桂林，而至昆明、李庄。北还南京，已经是一九四六年夏天的事情。八年中日对决，四年内战，安阳与中原风紧云暗。直到新中国建立，梁思永、陈梦家等等学者及弟子，接力奔赴小屯村，重启殷墟考察事业，相继发现司母戍方鼎、司母辛方鼎、妇好墓……“何谓中国”，“何以中国”，有了新判断、新回答。
在彼岸，董作宾把主编的刊物命名为《大陆杂志》，有爱意、惆怅意在焉。该杂志某一期封三，有他以甲骨文书写的一首诗：
依依朝日上林初，长对幽花酒一壶。
为问归来新燕子，可犹省识旧人无？
眼前这一照片集内，是一九三七年春天的燕子，在小屯村上空飞翔，对中日间战争气氛累积加重，充满不安预感。殷商人认为自己是玄鸟亦即燕子的后代。这些民国时期的燕子，欢喜于发掘活动的密集热烈，快乐于田野午餐遗留在地上的面包屑和残羹冷炙。从第一期只有数十人，到最后几期达三五百人，现场发掘规模持续扩大，改变了殷墟燕子的世界观和生活水准。它们绝不会剧变为海燕飞越大海，再复归为燕子，去访问那一座孤岛上望乡生愁的旧人。而他们，只能从记忆中挖掘殷墟燕子的成分，安慰视觉与听觉。
田野里，董作宾与石璋如伏身盘一个简单灶膛，以加热食物。远处，是著名的七孔安阳桥，有两艘船处于河面。这一照片的拍摄者，注明是王湘。在石璋如拍摄的照片中，王湘，董作宾的这个表弟，屡屡现身：用毡帽盖着眼睛，躺在挖出的深沟内午休，像在模仿一个等待被发掘的古人；用水平仪对着远处的地平线测量，腰半躬，酷似一头随时准备腾身而起的豹子；爬在一架跨越巨大墓穴、呈“A”形状的木梯顶端，手举相机俯拍，如同一只燕子俯瞰大地。
照片集内其他场景如下：三月十九日，六人裹头巾或戴草帽，高高挥起钉耙挖掘；四月一日，九人站在堆成台阶形状的土坡上，自下向上传递土筐；四月六日，一群人在平坑，即完成发掘后，将土坑回填以恢复原来地表；五月十八日，午休，石璋如坐在一棵大树下，仰脸向天，不知入睡没有，周围其他人或坐或卧姿态不一；五月二十九日，石璋如、尹焕章和高去寻，赴清河寺考察，千手佛指出一千种可能性，让这些年轻人仰脸神往；同一日，途中，被一个土匪强行留饭后合影于路边，那土匪一直扭头盯着他们的脖子，据石璋如晚年回忆录所叙，土匪用这一奇怪姿势警告“小心脖子”，不要触动其利益范围；六月二日，小屯村墙壁张贴的《第一五二保保甲规约》，第三条明确禁止本保村民盗挖古物；六月五日夜，安阳城冠带巷办公室，石璋如、王湘、高去寻、尹焕章、潘愨、李永淦围着玻璃罩油灯，查阅资料；六月九日，堆积如山的出土文物旁，王湘和高去寻在埋头分类整理……
董作宾身影在照片集内出现不多。他、李济和梁思永，在第十期殷墟考察以后，大都以视察者或监察者身份，通过电报或电话，远距离指导小屯村田野里的行动，关键时分才会来到现场定神赋能。这表明，新一代学者已传薪续火、负重前行。其中，“十兄弟”脱颖而出，像“甲骨四堂”一样，进入中国现代考古叙事话语。他们按长幼排序如下：李景聃（安徽舒城人，逝于南京），石璋如（河南偃师人，逝于台湾），李光宇（湖北钟祥人，逝于台湾），刘耀（河南滑县人，逝于北京），尹焕章（河南南阳人，逝于南京），祁延霈（山东济南人，逝于新疆），胡厚宣（河北望都人，逝于南京），王湘（河南南阳人，尚健在于北京），高去寻（河北安新人，逝于台湾），潘悫（籍贯不详，逝于台湾）。彼此互称“老大”“老二”“老三”……手足之情，在田野与书斋间结成，于苦难和寂寞中淬沥。
从十兄弟阵容可以看出，河南籍学者占四人，此情形与殷墟地处中原有关，与董作宾引领有关。他们人生归宿各异，大致上是由一九三七年的“长沙夜宴”决定的。
那一夜，湘江边，清溪阁酒楼内，傅斯年召集自南京刚抵达长沙的全所人员聚餐。菜肴简单，酒瓶却密集如手榴弹，黄酒、红酒与白酒的力量，在隐忍中等待迸发。几张酒桌，洋溢着出生入死般的战场气氛。田野调查造就大部分考古学者的好酒量，以酒精缓解周遭荒凉，用醉意渲染发现之喜悦。而此刻，气氛沉郁。傅斯年手端酒杯站起来说：“各位同道，十年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我就有一个梦想：沿平汉铁路、陇海铁路，设立若干考古据点，便于运输装备和文物，上穷碧落下黄泉，跑来跑去找东西。不能满足于前朝二十四史，那不过是二十四个家族的家谱而已！为民族重叙史章，乃吾辈志命。然眼下，大敌已至，猛虎立我前，国家集中资源于抗战，供养学术之财力日显困窘。这些天，反复斟酌，痛下决心：拟对咱们所精简分流。此举实属万不得已，望同仁谅解并慎重抉择。若留下，须耐得一路困苦和案头寂寞，卧薪尝胆，静待巨变；若离开，赴战场报效家国，亦光荣无限。将来中华光复，我等再欢聚一堂、从长计议，可好？”一派寂静，稍后掌声响起，如秋雨凛冽含悲。
夜宴持续至凌晨。一批年轻学者当场决定从军。他们一次次向前辈鞠躬，一次次与同辈拥抱，一次次以歌唱般的音调举杯敬酒，敬一次，干一杯：“敬苍颉……”“敬司马迁……”“敬历史语言研究所……”“敬殷墟……”“敬先生……”“敬未来……”先生与后辈飞泪言志，长沙一夜酒，中国万古荣。
次日，十兄弟中的石璋如、王湘、刘耀、尹焕章、祁延霈，启程奔赴延安。火车、汽车、木船与马车，朝着北斗星方向迢迢而去。五人行至临汾，入八路军办事处。石璋如一身西装、面目精致，遭一位首长拒绝：“延安很艰苦啊，先生，请回去吧。”怏怏转身，归河南，忽接董作宾电报，即赶往昆明重归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湘等人着装简朴、神情憨厚，得以参加八路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或牺牲于抗日烽火，或成为考古事业领导者，在五十年代重返安阳田野。晚年，王湘回忆，当年做出“北上”这一重大选择，征得表哥董作宾同意。这同意，暗藏一个父亲对远方女儿的理解和思念。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五期殷墟考察照片集》的最后，我看见两个场景：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一个巨大木箱，原封不动装进去无数甲骨和泥土，由六十余名壮汉协力抬起，走走歇歇，用两天时间送抵安阳火车站、运往南京。因时局紧张，来不及清理龟甲，且担忧土匪来袭，故有此奇特雄壮之举。
六月十九日中午，田野里，数百人面对镜头和未来，面孔与身份模糊，一概洋溢着悲壮郁勃之气象。
当晚，暴雨冲洗中原。一列火车吼叫着冲出安阳站，向南方疾驰，像猛士与哀兵刺出去的最后一剑。
六 我东曰归，我情依迟
从后院一角暂时栖身的家，走进前院巨大花厅改成的教室，只需两分钟。董作宾站在讲台，看三十多个小孩起身鞠躬，也鞠躬回礼。“今天这一课，我们继续认甲骨文，学着‘画’一句话，好不好？”孩子们欢呼：“好，喜欢画——”十岁的董敏仰望父亲，眼神羞涩，完全没有了在家中翻天覆地的躁狂。
此时：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天。此地：四川，宜宾，李庄镇外四公里处的板栗坳村，张氏望族七个院落的主院“牌坊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子弟小学。此景：阳光从镌刻梅花、仙鹤图案的窗棂间射入，斑斑驳驳，落在孩子们和董作宾身上，长江上的轮船汽笛声和栗峰鸟鸣隐约传来。此情：喜悦、期待、畅想……
自长沙、桂林、昆明，一路辗转，一九四〇年末，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徙而至，次年春即开办小学，使职工子女及板栗坳村的孩子得以就读。学生六岁至十岁左右，五个年级在同一教室上课，轮番站起来诵读答疑，像同一块田野里套种的不同庄稼，轮番拔节抽穗、扬花灌浆。李庄到处传颂：“板栗坳有一个好小学！”七位学者的妻子成为教师，其中，熊海平教国文，俞大彩教英语。学者们也客串教师，偶尔来讲一次课，就会让这些孩子铭记终生。
某日，傅斯年肥猫一般霸气地晃进教室，孩子们顿然寂静，像老鼠。傅斯年笑了，猫一样抖擞胡须：“我可怕吗？仁轨，我可怕吗？”那一个名叫“仁轨”的男孩，与董敏同桌同龄，是傅斯年儿子。其名，为致敬在朝鲜与日本人作战的唐代名将刘仁轨。傅仁轨看着父亲，噗嗤一声笑了：“不可怕，大肥猫一样可爱！”孩子们轰的一声笑起来，摆脱了老鼠般的危机感。傅斯年响亮击掌：“对呀，我很爱你们哟！平时很少看见我，就觉得陌生、可怕，对不对？那是因为我在重庆啊、香港啊、昆明啊，到处跑，像猫一样，捉日本鬼子这些老鼠！”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像风中的庄稼。“你们可能觉得，傅伯伯这么胖，能上战场吗？这就需要你们学好乘法，将来学好物理，就懂得一个科学原理：体重乘速度，可产生巨大能量，撞死那些日本鬼子！”傅斯年攥拳、前倾身体，做出撞击姿态，孩子们手拍课桌大笑。
对孩子们而言，瘦削的董作宾伯伯，还是比肥壮的傅斯年伯伯可亲。能常常看见他在牌坊头这一院落里开会、接待客人，甚至知道他的绰号“老天爷”。
董作宾对熊海平说：“在这板栗坳望江看山，倒是读书做学问的好境地。可食物匮乏，委屈了你和孩子。”熊海平安慰丈夫：“不委屈。忍耐一番，终究会好起来……”沈从文自昆明来信写到：“生活维艰，闻一多先生刻印章卖。彦堂兄可寄一些甲骨文书法，我助销，或许能换钱补贴家用。”董作宾读完信，叹口气。出门，去江边与山坡上散心，也像是开展一次小规模的田野调查。没看见一棵板栗树，“板栗坳”“栗峰”这两个名字如何生成？橘子树满眼皆是。某日，傅斯年来访董作宾，坐在用一块木板和两摞砖头搭起的“书桌”前，吃一枚新摘的橘子，汁水溅到脸上也不去擦。董作宾说：“孩子们的国文教材，可加上屈原的《橘颂》，在此时此地讲，最动人心魄。即便懵懂，将来会受益一生。”傅斯年吃罢橘子，翻看越来越厚的《殷历谱》书稿：“彦堂兄定夺吧，我赞同，拜托了。” 傅斯年外出期间，委托董作宾代理所长之责。全所职工和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以及被蛇咬伤之类事务，均需董作宾操心照拂。
自一九三九年起，中国营造社、金陵大学、同济大学等等机构，从北平、南京或上海迁徙至李庄，科学家、教育家和青年学生达一万余人，被当地百姓称作“下江人”——长江下游溯流而来的人。中央研究院数百箱文物在李庄上岸时，人体标本散落在地，遂有“下江人吃人”谣言流传，发生围攻“下江人”事件。傅斯年、董作宾向官方寻求秩序维护，组织学者开展科普教育。一日，石璋如站在李庄街头，指着一具人体标本讲解：“这个人腰椎不直。医生对他的骨骼进行研究后，就懂得在哪个关节处动手术。咱李庄有了同济大学办的医院，能做这样的手术了！懂科学，生活就能好起来！”一个牵牛男子问：“我这腰疼半辈子了，也能治？”石璋如回答：“大叔啊，牛的腰治不了，咱人的腰，能治！”听众欢笑鼓掌。渐渐的，“下江人”被认同为李庄人。五个当地姑娘，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青年相爱。成婚前，女方父母要求出具“担保书”，傅斯年和董作宾代表男方家长，一一写下承诺：“人品端正，前途无量。”
一九四三年六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访问李庄，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等大师云集小镇，在当地士绅腾出的庭院里安家，以寺庙为教室、实验室、医院，为中华赓续道统和文脉，深感震撼：“如此困苦，如此卓绝，中国必赢得最后胜利！”在板栗坳，面对那些甲骨、汉画拓片、青铜器、竹简，李约瑟心动神迷。与学者座谈，获悉中国古代的许多细节，如：公元一〇七六年，北宋开始禁止向鞑靼人出口火药，苏东坡在贬谪途中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边患与内忧，在这一年叠加互动，显露出剧变前的征兆。李约瑟为之感叹：“太有意味了……”到傅斯年家做客，两人长谈一夜，主题仍然是“何谓中国”“何以中国”。次日，王玲研究员被傅斯年喊来，接受李约瑟面试，不久即赴剑桥大学留学。九年后，她成为李约瑟出版的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合著者。李约瑟在此书序言里写到：“中国曾经保持着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毕竟是“曾经”，昨日之日不可留。又一代知识者，如何从头收拾旧山河？
从北平，到李庄，对于董作宾《殷历谱》的写作进程，傅斯年殷殷在怀、望之弥切。在“板栗坳之夜”，他曾向李约瑟谈到这部书的意义。每每自重庆或成都回来，总会给董作宾提一桶买来的煤油：“支持《殷历谱》，彦堂再加油！”煤油灯比普遍使用的桐油灯明亮、无烟，不招惹蚊虫。夏夜，青年们聚拢于董作宾门外庭院，借着透窗而出的灯光，讨论学术或散漫聊天。熊海平切西瓜、端茶。谁说话嗓音大，就会有人提醒：“小一点，老天爷用功呢！”董作宾听见，笑了，掀开那绣着两朵小牡丹的门帘：“快！来两个人打算盘！”算盘珠拨动声骤雨般响起，董作宾感叹：“咱这研究所，快成数学研究所了！”
一九四五年春，《殷历谱》彻底完成，以手写、石印的形式在李庄出版。它由一个总谱、九个别谱组成，集历史、天文、历法、礼制为一体，填补殷商历史二百七十三年间的空白，震动中外。新书运到板栗坳，那一天，董作宾请全所研究员聚会庆祝，喝李庄白酒，吃熊海平用一口大锅烹饪的中原美味——猪肉鸡蛋捞面条。傅斯年喝着、吃着、讲着：“彦堂兄爱临摹‘豕’字，这猪肉嘛，果然滋味非凡！”大家笑。傅斯年感慨：“完成这一巨作，须天资高迈，更要苦心孤诣。这十年，我常与彦堂兄抬杠，无理犟三分，就为了破解彦堂兄上下求索之寂寞。所以呀，对于《殷历谱》问世，本人略有贡献哟——老天爷呀，面条真好吃！”笑声一片。董作宾向大家鞠躬：“谢谢孟真兄勉励有加，谢谢年轻人打算盘，谢谢同仁们惠我良多，风雨如晦，而鸡鸣不已……”李济回应：“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梁思永亦回应：“夜如何其？君子至止。”掌声久久不息。熊海平和俞大彩互相为对方擦眼泪。
回到一九四六年三月这一天，板栗坳小学课堂。风摇动树枝，像是在窗子上即兴作画。
每月为孩子们上一次课，董作宾已持续五年多。从最简单的“日”“月”“天”“地”“人”开始，教孩子们认识汉字之美，他反复说：“中国的魂魄藏在这汉字里，汉字活着，中国就活着！咱中国人做人与做事，像这汉字，端端正正，自然而然。”
此时，董作宾用粉笔写下或者说画出四个字，“山”“高”“水”“长”。“你们看哪，‘山’是不是像三座连着的山？”“是——”“‘高’是不是很高呀？”“是——”“‘水’呢，是不是能看见波浪、听见哗哗啦啦响声啊？”“是——”“‘长’呢，是不是无边无际呀？”“是——”董作宾沉默片刻，说：“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山高水长’，就不仅仅是四个画面了，是表达一种心情，一种对人、对民族的爱与依恋。”孩子们的小脸肃穆起来。“去年，抗战胜利了！今年，你们大部分同学要随父母回南京。咱这小学还会办下去，新聘请的老师马上就来了，板栗坳的读书声会绵延下去。”一些孩子开始抹眼泪。“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你们都要记着板栗坳、李庄、四川。不管干啥职业，都应全力以赴，以免国家重蹈水深火热之境地。大家这一刻的心情，就是‘山高水长’，懂不懂啊？”孩子们回答：“懂——”董作宾笑了：“好，咱们开始写、开始画吧……”
五月一日，牌坊头前耸立起一块新刻就的巨大石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额，正是董作宾以甲骨文体书写的“山高水长”四字。碑文，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学者陈槃撰写，劳幹手书：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尔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斯仁里主人暨地方明达，其襄助尤不可忘。今值国土重光、东迈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镌传以宣昭雅意，则后贤其何述？铭曰：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碑铭最后，是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李方桂、吴定良、丁声树等五十三位学者的名字。
全所人员与家属，盛装出席立碑仪式，男士穿西装或长衫，女士着旗袍或长裙。板栗坳小学的孩子们齐声朗诵碑铭，音调清新，犹如晨风吹彻春林夏木。最动人心弦的两个句子，一是“灯火钩沉”，二是“则后贤其何述”。当俯首于灯火、钩沉远古，他们偶尔抬头猜想，后世贤良如何对那一代知识者进行叙述。我，贤良否？在新世纪写下的这些文字，能够与他们的灵魂相遇否？似云朵与雷声在惊蛰相遇，万物一新。
自一九四六年秋开始，板栗坳成为旧址和路标，指出一群赤子俊彦的去向：带领文物、思想和传奇，在李庄码头启航，以新行动和新发现，继续勾勒一个国度的肖像。大江东去，船过三峡。董作宾躺在舱底卧铺，隐约感受到下方波浪的动荡。辗转反侧。想起杜甫的《秋兴八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想起小屯村、南阳城、母亲、女儿及其他，泪水盈眶，忙扭转身擦去，免得熊海平、董敏和同仁看见。拂晓，他独自来到船舷四望。两岸悬崖间残存的古栈道，仿佛英雄断肠与傲骨，同这一江一腔的热血相映照。峭壁上，那些雕凿描红的巨阔言辞，犹似龟背牛骨上的苍劲线条，向后世发出呼吁、期待回应。其中，三十年代末期所刻写的两句话语，尤令董作宾心绪难平——冯玉祥楷体的正大誓言：“踏出夔巫，打走倭寇！”孙元良隶书体的抒情短句：“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
夔门伟大，霞光涌动，如一副锦绣门帘被江风浩荡吹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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