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置襄邑县治。西汉沿袭秦制，仍称襄邑。
西汉末外戚王莽“改制”，改襄邑为“襄平”，东汉初仍称襄邑。自西汉以来，襄邑以其文化发达、丝织业极盛而闻名于天下。两汉襄邑北有睢水，南有涣水（二水宋金以后因黄河南泛湮为平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引《陈留风俗传》谓：“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供焉。”又旧志引《绘水述异记》云：“睢涣二水波纹皆成五色，其人多文章。”这里“文章”用其本义，即花鸟虫鱼的图形。丝织品上织出花鸟虫鱼五色图案者称为“锦”。东汉著名学者许慎作《说文解字》释“锦”字曰：“锦，襄邑织文也。”清代段玉裁在此条下注引《汉书 地理志》云“（襄邑）县有服官”，又引司马彪《舆服志》云“襄邑岁献织成虎文”，指出许慎是“以汉法释古，谓若今之襄邑织文，即经典之锦文也”。
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要比20世纪温暖湿润，非常有利桑树的成长，使丝织业的繁荣成为可能。据史书记载，西汉朝廷在襄邑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丝织和刺绣作坊。所谓服官，是朝廷官营手工业在地方设置的管理机构之一（其它还有铁官、工官），和县同级，不隶属于县。
当时，襄邑县以“出文绣”著称。“文绣”是指刺绣异彩花纹的丝织品或衣服。《国语 齐语》载：“昔吾先君襄公……唯女是从，六妃九嫔，阵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人们掌握了养蚕抽丝技术，用丝织成绢、绫、罗等丝织品。在作坊中做工的达数千人。时襄邑有“濯锦池”，“盖邑之善织锦者环池而居，故得名焉。濯锦池，即是汉代专门催造天子、公侯、大夫、九卿们的衣裳、五佩、备章、郊庙御服的作坊。西汉末期，这里已使用提花织机。皇帝的衣裳由手工刺绣而成，公卿大臣的衣裳由织机织成。织成的制作礼服用的锦绣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师，以满足宫廷和官僚贵族的需要。汉代大词赋家杨雄在《五都赋》中称赞：“罗倚朝钦，锦绣襄邑。”
在汉王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支撑下，闻名中外的国际化贸易文化大通道——“丝绸之路”最终开辟。随着中原丝织业的蓬勃发展，我国丝织品开始大量向外输出，近如朝鲜等，远如通过甘肃、新疆，越过葱岭，从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输往西亚和欧洲诸国。作为全国丝绸主产地之一，襄邑出产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销售到国外，成为汉代“丝绸外交”中原产地的璀璨明珠。
1995年，我国文物工作者在楼兰古遗址国王室墓地--- 一号墓地墓穴中发现了身穿艳丽华贵锦袍的国王及爱妃两具干尸。国王手臂上还护着一块颜色鲜艳、图案奇特的小块织锦，其色泽、质地正是襄邑所产。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锦缎注明为襄邑所产。
魏晋时期，襄邑依然保持了它的全国丝织中心传统地位和精湛技术。左思的《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的语句，对襄邑出产的丝织品予以赞美。当时已可以使用织绫机织出花纹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端的丝织品。“这些优质丝织品多为官府作坊的襄邑织成，常用作礼物交换，赠赐外国。如魏明帝时，曾赐予倭（日本）女王绛地交龙锦、倩降、绀青、绀地句文锦、白绢等多种丝织物。
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对民间纺织手工业采取扶植政策，襄邑官方、民间纺织业继续保持了传统地位和精湛技术，花色品种绮丽繁多。隋唐时期，作为丝织业主要支柱的桑树栽植在襄邑一带十分广泛，襄邑一带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蚕桑地区，出产的绢是全国最好的，质地非常薄，被列为第一等，是当时河南最主要的贡品。
除绢之外，襄邑所产其它贡品如绫、锦等，一样广受欢迎。通过当时穿过襄邑丝绸基地的隋唐大运河，襄邑的丝织品在运输和周转上起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南运西进，输送到世界各地。
至宋代，北宋灭亡，宋室南迁临安，中原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于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特别是一些丝织能工巧匠也南下寻觅丝织活路。加之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大量的黄沙淤积改变了原来的湿润的气候而形成干燥，使全国的丝织中心由中原转向长江流域。种种因素使得襄邑的丝织业逐渐衰败。尽管还保持着丝织的传统，但已失去了汉代的鼎盛与繁荣，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十分萧条。
今睢县城湖西北隅仍有汉代濯锦池遗迹，到此参观，可以想象到当年这里商贾云集，宝马奋蹄，香车如簇，把一匹匹襄锦运向长安，销往西域，为我国丝绸之路增添了光辉。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古襄邑素纱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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