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被称为中国最古老文字的甲骨文卜辞中，记载着一个古老的国度——盂。盂，乃远古至夏商周时期商丘古老的国度之一，位于今睢县西北8公里梁庄附近。史书中所载“盂方”、“于夷”、“唐盂”即指此地。这里是远古社会睢县最早居民栖息地，夏、商时期为两朝方国，春秋时期为宋地，以宋襄公为首的“盂之盟”六国联盟会议在此召开，宋襄公死后葬盂地襄陵。盂国还是于姓起源地之一。笔者日前走进睢县，去探寻这个几乎湮没于现代记忆的古老方国……
在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主编的共计十三册的《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出版）中，有多处甲骨文中出现“盂”或“盂方”的记载。
（1）乙未在盂，犬告有鹿。（《合集》27919页）
（2）盂犬告鹿，其从，擒？（《合集》27921页）
（3）……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弘吉”，甲辰且甲。王正(征)盂方。（《合集》36516页）
（4）……贞，旬无祸？……在三月甲骨祭小甲，隹王来正(征)盂方伯炎。（《合集》36509页）
郭沫若《卜辞通纂》之六《征伐》：“所谓盂方者，乃殷东方之国也。……地在河南睢县。”《河南通史》第一卷第六章第三节《商代河南诸国》：“盂国：即卜辞中的盂方，为商的东部方国。”
盂夷：远古睢县最早居民聚居地
远古时期睢县的文明史，是一部东夷西进与华夏东迁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发展史。当东夷民族的先民从山东半岛由东向西迁徙，在盂地（今睢县）定居形成盂部族的同时，豫西一带的仰韶文化先民，也由西向东发展，来到民权、睢县一带，当时睢县成为东夷、华夏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的交汇地域。睢县以西（如杞县）居住的主要是属于仰韶文化的华夏先民，睢县以东居住的主要是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东夷先民（如宁陵、永城）或属于先商文化的商部族先民（如商丘）。
甲骨文中记载的盂方，在远古时期被称作盂夷。《竹书纪年》记载：“（后相）七年，于夷来宾。”（《后汉书•东夷传》注或《通鉴外纪》卷二有录）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云：“于夷即卜辞之盂方。”（卷下页四四）
历次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均坐落在古河道两岸的丘岗台地之上（当地群众称之为堌堆），遗址常伴随出现大量的蚌螺壳和动物化石。睢县文化局副局长、文物馆馆长徐永峰说，这说明在数千年前，睢县周边一带曾是河流纵横、湖泊沼泽连片、丘岗起伏连绵、水草林木茂盛、各种动物出没的地区。睢县这片古老而又肥沃的土地，为远古的氏族部落提供了理想的生息繁衍条件。睢县周龙岗遗址和乔寨遗址证明，远在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栖息生存，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古人类文化遗址星罗分布，文物古迹与文献资料相印证，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睢县文明。
盂夷，作为远古社会睢县的最早居民，最初生活在今睢县西北一带。这是一个擅长制作“盂”的部族。“盂”，一种器皿。《战国策·赵策》有“著之盘盂”，“言其日见而不忘”；《韩非子》有“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在龙山时代，人们沿河旁常常五六里一个村庄，结成氏族联盟。较大的村落已经可以住上百人左右。随着盂部族的兴旺壮大而向四周扩展。国家雏形基本形成。夏代之前便形成了自己的氏族方国——古“盂”国。
水盂
龙山文化古“盂”国时期，生产工具种类增多，磨制更加规范、光滑、锋利。陶器普遍采用快轮制作。此时期粮食作物以粟为主。在生活用具中，盂地的人们喜欢用大袋足的甗来蒸煮食物。背水壶是他们饮水常用的，而这些在豫西和其他地方都没有。农业生产工具除了沿用仰韶文化时期的部分石器和骨器之外，还制作了一些新型的农具，如石镞、半月形石刀、蚌刀等。这些在盂国故址睢县梁庄不远的周龙岗龙山文化遗址都有出土。
盂方：夏商时期豫东古老方国
著名历史学家李绍连在《中原诸侯国与商廷的关系》一文中考证，除“商前期王畿附近的诸侯国和方国。而离王都较远的地区，还有更多的诸侯国。其中有地望可考的主要有应国、杞国、盂国、息国、温国等。”盂国作为东夷民族建立的国家之一，在夏、商时期是以伯国（诸侯国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盂为伯爵国）诸侯方国存在的。
商朝中央与地方诸侯或独立性更强的方国的关系复杂，包括进贡、交涉、战争，时好时坏。商朝晚期，国势日衰，东方夷人各部趋于强盛，“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传》），不断侵袭商统治地区。约公元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商王帝乙、帝辛（纣王）相继对东方夷人展开了长期的战争。
盂方在武丁时期曾归附于商，后又背叛，受到商王的多次征伐。帝乙九年（前1093年）二月，商王得知夷方欲大举攻商，乃率军出征夷方，因中途遭盂方（今河南睢县附近）军截击而回师。帝乙十年（前1092年）二月，商王率诸侯大军伐讨孟方。《甲骨文合集》中关于“余其从多田于多伯征盂方伯炎”、“王来征盂方伯炎”的卜辞记载了帝乙将征伐盂方，出征前告于上下神只，祈求平安无祸。此次征伐，商胜，盂方伯炎投降。帝乙、帝辛攻东夷之战，使商朝国力大损，加速了商的灭亡，故有“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之说。另一方面，中原地区先进文化随着战争传播于东方，对东部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起着积极作用。
商王在征伐盂方后，帝乙封其子为盂侯。在诸侯的国境内，商王是可以随时去田猎的。盂国风景秀美，适合游玩打猎，因此，盂国成了当时皇室、大臣经常光顾的地方。于是就有了《甲骨文合集》中的记载：“乙未在盂，犬告有鹿”、“盂犬告鹿，其从，擒？”。盂，即盂国。犬，田猎场的管理人员的名子。前句辞意是，乙未这天盂国的田猎场管理人员叫犬的人报告说，发现有鹿。后句辞意是，盂国的田猎场的管理人员叫犬的报告发现有鹿，商王同意去田猎，贞问这次田猎可能有所擒获吗？商代的田猎，不单纯是游乐，同时带有军事练兵性质。
盂之盟：春秋宋楚争霸中原
春秋时期，盂成为宋国的西部屏障。公元前639年，多国盂之盟会在此召开。《左传·僖二十一年》：“诸侯会宋公，盟于盂。”
宋襄公十二年（前639年）春，为成就霸业，宋襄公发起鹿上（今安徽阜阳南）之盟。会上发出公告，邀请各国国君参加即将在盂（今河南睢县）召开的盟会，同时约定任何人都不准带兵车，因为这是和平、友好的“衣裳之会”。
是年秋，宋襄公前去盂城会盟前，公子目夷提醒他楚国并不是一个守信用的国家，建议宋襄公率领军队前去赴会，或者让军队前进到会址附近以防意外，结果遭到宋襄公的严词拒绝。目夷又建议，由他带领百辆战车，在会盟场地附近埋伏，以防万一。宋襄公亦不纳。为防止目夷秘密带兵前往，宋襄公要求他跟随在自己身边，不让离开。
到达盂城，宋襄公与楚成王及陈、蔡、许、曹、郑等国国君相见。会上，楚成王因争盟主之位与宋襄公翻脸。只见楚国大臣成得臣与随楚成王而来、打扮成家仆和侍者的人纷纷脱去外衣，原来个个都是内穿铠甲手持刺刃的兵士（会盟前曾讲下会盟各国不许带兵，可是楚国不讲信用，由此留下了不仁不义的恶名，欺负以仁义为本的宋襄公，更是激怒了中原有正义感的国家，为六年后在城濮之战的大败埋下了伏笔）。他们往台上冲来，吓得诸侯四散而逃。亲楚的郑文公适时倡议敦请楚成王登坛主盟，于是楚成王手持牛耳，主持了诸侯盟会。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幸亏宋国大臣早有防备，团结民众，坚守城池，使楚成王灭宋地阴谋未能得逞。楚成王把宋襄公拖到楚国的车上，带他回楚国去了。后来，直到过了几个月，在齐国和鲁国的求情调解下，楚成王觉得抓了宋襄公也没什么用，才把宋襄公放归回国。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写到诸侯各国听任楚国主盟为所欲为而宋襄公败事受辱的史实时，附了一首诗：“从来兔死自狐悲，被劫何人劫是谁？用夏媚夷全不耻，还夸释宋得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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