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早期，除周天子以外，中原大地上100多个诸侯国，人口不足两千万。那时的中原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2度，到处都是森林湖泊、奇花异兽，犀牛、老虎、大象就在今天的河南，山东的森林中经常出没，是真正的地广人稀。宋襄公的封地宋国就地处河南商丘一带。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于泓水，小时候看《上下五千年》，其中有一段就是讲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两次拒绝出击之举，为“蠢猪式的仁义”，那时看到这样的故事也没多想,就一直把宋襄公误解成了大笨蛋。然而，长大以后随着知识的增长，并结合其他史实资料如《周礼》，《左传》来看，我只是想说，用现代人的历史观念来看宋襄公，他的所做所为固然很“愚蠢”，然而更加愚蠢的正是那些用当代历史观念来评价古人的所谓历史学家。现在我们就来重新回顾一下宋襄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与他一生的主要经历。
首先，我们来看看宋襄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本人的成长环境。众所周知，春秋的分封制度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宋国的前身是殷商遗留下的宗族，在西周列国中，是一个少有除姬姓外被封为最高爵位“公”的封国。宋国历史文化悠久，祖上又是老牌正统王族的后代，因而非常注重礼仪与传统，实力虽不强却又好争面子，所以总给各国一种位尊之上的印象，这正是他时常被人开涮的原因。像什么守株待兔啊，拔苗助长等超级白痴的笑话，就全是讲的像他那样“愚蠢”的宋国人。俗话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君，宋襄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继承了君位。宋襄公即位前不是排行老大，所以在老国君桓公病危的时候就一直执意让位给哥哥子鱼，最后因子鱼坚决不受才肯作罢。在中国几千年血雨兴风，骨肉相残，内幕重重的王位争夺史中，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点点光芒，也真可以算是国家社稷之福，对死去的老爹最好的宽慰了。要知道，即使在同一时代，齐桓公死后尸体都发臭了，诸子还在争得你死我活不发丧；楚文王没死多久，幼年新主就血染宫廷；晋国重耳十几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更是道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而后宋襄公不仅平平稳稳地坐上了王位，还真正的做到了善待自己的兄弟，又封哥哥子鱼为司马，放心地把国家最要害的军队交给他管理。后来子鱼也争气，一直随着弟弟南征北战，最后泓水之战，襄公大腿受了箭伤，还多亏他的这位哥哥拼死把他救出来的，所以即使单单从宋襄公对待兄弟间的感情就可以看出来，他绝对不是后世史学家所说的“自我标榜仁义”，而是真正讲仁义传统的贵族精神体现。
提到泓水之战，我们就又不得不先提这次战争的历史背景，起因和春秋时期战争的传统作战方式。楚、宋泓水之战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崩，齐国政局不稳而新兴霸主楚国在楚文王时期开始强盛，进而谋取中原而起。楚国在宋襄公时代虽然开始强大，但并不被中原老牌的诸侯国所认可。因为楚国在春秋时代一直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状态，这一点从楚国最开始较低等的“子”爵的地位就能看出来。齐桓公在时，中原诸侯尚且能与楚国抗衡，齐桓公一死楚国就开始不安分起来。这时候，爱面子的宋襄公就想出头取代齐国做新的中原霸主。而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宋襄公出席准备推举他为霸主的“鹿上之盟”。会上，楚国竟然出尔反耳，自封霸主，宋襄公据理力争，然因没带侍卫，反倒被不讲信义的楚王武力扣留。说到这里，我为宋襄公感到深深地不平，为什么我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直依此嘲弄宋襄公的“迂腐”和不自量力，反而从不去批评楚王的背信弃义呢？堂堂一个大国的国君居然毫无信义可言，而又不为后世指责，宋襄公真是冤的可以啊。
再说到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春秋中早期的作战方式与后世战国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战争的规模要比后世小得多。《周礼》上规定天子拥有六军，大的诸候国三军，小的只有两军或者一军，每军大概是一万人。周天子迁都洛阳后连三军都才勉强凑齐。虽然此时天子式微，诸侯也有违制的现象，但《左传》对此时期的记载中大多也是三、四百乘的出兵规模，如依据一辆战车配备７５名士兵，再加上３名车手，辅助部队，一方也就是三、四万人的规模。其次，由于参加人数少，“春秋时期的军队是以贵族为主体的，虽然有少量平民的成分，但不重要。封建时代贵族的观念，是以当兵为职业，为荣誉，为乐趣的，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这种观念其实并不难理解。显然，凡是家族的正式男性成员，只要不傻不残，都是要积极参加，不甘落后的。相反，倒是家族里雇来的帮工、不被承认的私生子是没有参加权利的。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家族的主人。只有家族的主人才有权利参加到保卫家族的战斗中去。这种战士的地位不是谁想要谁就能得到的。”（引自 李子旸《宋襄公的精神是怎样绝迹的》）。因此，此时中原诸候国的军队的组织成分，更有些像中世纪欧洲随国王出征的骑士，数量虽少，但都是以此为职责，为荣誉的。也正因为军队主要以贵族为主体，上至国君重臣，下至最小地位的贵族阶层“士”的子弟都踊跃入伍，从小就接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而不只偏重任何一方面。而每逢稍大的战斗，国君都是亲自指挥作战的。由于是贵族间的战争，战争也往往止于贵族之间，点到为止，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的征服为目的，战场上一旦分出胜负就撤兵。暂时占领的土地一般要归还，一度被灭亡的国家，你一控诉，准有一大堆热心的诸候愿意出兵帮你复国（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最后大不了没办法了，还可以躲到岳父那里等待东山再起。几乎不用担心有被灭族的下场。至于开战之前的各种繁复的礼节，比如《周礼》中所记载的战争进行过程就像是一种大规模的绅士决斗。两军摆好阵势，然后勇敢地对冲。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而且持何种武器的人应站在什么位置都有规定。战场上看到了对方的国君，还得从车上跳下来，摘掉头盔，戴上帽子，然后才能上车开战。其它的规定当然还有宋襄公提到的“不鼓不成列”（敌人没列队好不进攻），“不重伤”（不伤害已经受伤了的敌人），不擒二毛（不抓白头发的老人做战俘）。还有重要的一点还是规定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的距离，跟踪追击不要超过90里（三舍），都为了表示礼节。这样一来基本上不会造成歼灭战，给双方都留足了面子。看了以上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的作战方式，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视战争为儿戏的。乃是仅仅去具体实施已经被奉行多年的类型现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的条文而已。
泓水之战中面临强大正在渡河的楚军，宋襄公心理压力是巨大的。身为一国之君，隔岸遥望对面楚军的阵势，他怎能不知道双方的实力之悬殊？爱面子的他更迫切地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为实现他的政治需求加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法码。如果自我标榜的仁义的定义是表面平时仁义，然而在关键决策的时候宁愿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撕毁平时的假面具；而真正的仁义定义为表里如一，始终高举仁义大旗。那么宋襄公两次否决子鱼的建议是出于“自我表现标榜的仁义”还是真正的仁义呢？如果接受建议，必然会大大提高战胜的机会，接踵而来的就也许是他梦寐以求的中原霸主称号。然而他两次都坚定地拒绝了，并用行动履行了他平时所倡导的诺言。不错，你可以说宋襄公是个非常好面子又不知轻重颇有唐吉柯德作风的君主。但他的的决定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即使双方实力悬殊，很有可能被楚军打得落荒而逃，丢足脸面，他也要维护一个作为军人与君主在捍卫骑士精神的荣誉与尊严。对方没有列好阵就进攻，与现代战争中的不宣而战（比如日军偷袭珍珠港），一样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游戏规则，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国耻。“迂腐”的宋襄公一定是这么想的：一旦游戏规则被普遍打破，那么以后就没有任何堂堂正正的对阵了。比如说，明知你可能会不遵守游戏规则，楚军为什么要傻兮兮地渡过河来与宋军决战？他可以邀你渡过河去决战，然后背信弃义地袭击你。可见宋襄公之仁，是要对得起楚军的信任。这是高贵者才可能有的行为。
如果你问，对敌人还讲究仁义，那不就是对自己士兵与国家的残忍吗？但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想，就无所谓问题了。首先，上文已经提过，春秋时期的战争基本上仅局限于贵族之内，如果大家都不违反游戏规则，杀戮不会很多，而且当时贵族的确把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要不也不会有“二桃杀三士”，与“五百壮士”的故事了。其次，当时的国家观念与现在不同，对国家的认同感不像现在那么重。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甚至战国时候秦国几位丞相都是外国人了。其实在贵族政治中，一位宋国的贵族与一位本国农父间的认同感，并不比他与一位邻近陈国贵族间相互的认同感来的高。
如果你问，讲仁义，提倡骑士精神又有什么用？能打胜仗吗？这和好人就一定能赢吗的答案一样。我的答案是不能。仁义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打胜仗。有时非但没有帮助，反而会误了自己要成就的名与利，而且还被怡笑大方（如宋襄公）。它仅仅能体现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正是因为有宋襄公的存在，我才在中国几千年比赛狡智的的昏暗历史中找到了一屡光明。使我认识到中国也曾拥有在任何方面都不输于西方的贵族骑士精神。而不同的是西方的骑士精神，早已演变成了今日的“绅士风度”，而我们这边倒霉的宋襄公还被批判着。
如果问，现在我们还应该提倡宋襄公的精神吗？我先问你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想有一番成功的事业，我说不需要。但表面上至少需要是“标榜仁义”。如果是要想完善一下自我的道德修养，我说也不需要。因为宋襄公的精神是与春秋那个伟大的时代不可分的。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道德标准也改变了。要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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