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县，古称襄邑，因宋襄公陵墓葬于此而得名。宋襄公死后所葬的陵墓，后人称之为襄陵。其陵墓不远处，还有一坐宋襄公的望母台，史称襄台。
宋襄公因孝思母的望母台，源于《诗经》卫风《河广》篇。“谁谓河广，一苇航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诗序》说：此诗为宋襄公之母卫文公之妹，被遣归卫，思念宋国不止，故作此诗。无论是埋葬宋襄公的襄陵，还是宋襄公因孝思母的襄台，以及后来取名的襄邑都与宋襄公有着必然的关联。
宋襄公生前的古襄邑一带地望，可考的还有盂国和承匡（筐）。承匡（筐）之语，最早见于群经之首的《易经》之归妹卦上六：“女承匡（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无攸利。”按现在人对《易经》的解说，女承匡（筐），就是女子背着竹筐。匡、筐音同字通，筐字应是竹子被人们作为工具广泛使用后，从匡字演译而来的通假字。“匡”字为里外结构，外形是一方形缺一边不堵口。由此我们可从商王其他先公先王的名讳中找到答案。据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考证：甲骨文中有甲、乙、丙、丁四字的结构和匡字的构形相同，都是外形为一方框不堵口。被其释读为商王的几位先公的报甲、报乙、报丙、报丁，已得到学界的广泛共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匡”字应释读为报王。依据“匡”字的构形，承匡（筐）的地望与远古时期先商某一方国的王公有着必然的联系。承匡（筐）或许是与先商报甲、报乙、报丙、报丁时期的某一商王方国的都城之所在。
盂国，李绍连先生《中原诸侯国与商廷的关系》一文中考证：“除商前期王畿附近的诸侯国和方国。而离王都较远的地区，还有更多的诸侯国。其中有地望可考的主要有应国、杞国、盂国、息国、温国等。”“盂国即卜辞中的盂方，‘所谓盂方者，乃殷东方之国也……地在河南睢县’（详见郭沫若《卜辞通簒》。）盂国在武丁时期曾归附于商，后又背叛，受到商王的征伐。在卜辞中常见征盂之记载，如：‘……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弘吉。甲辰且甲。王来征盂方。’（《甲骨文合集》３６５６）盂方在商后期被伐灭。”
盂国作为商早期的一个方国，与商廷的王公们是不是一源共祖呢？这虽然没有十分肯定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十分肯定的，那就是盂国故里的睢县一带，地处黄淮之间的豫东平原上，在先商发源地的文化圈覆盖之内，是不可争辩的事实。盘庚迁殷前的商人，就生活在这片热土上。
按照古人灭国不绝祀的惯例，夏灭舜，其后代封于杞，以延舜祀。武王灭商后，封其子武庚禄父于商。武王崩，成王年少，周公旦代行国政。武庚禄父与管叔蔡叔联合淮夷发动了兴商复国的叛乱。被周公旦镇压后，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启代殷后，封其先祀，国于宋。显然，与封纣子武庚禄父于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有商一朝，自盘庚迁殷都朝歌后，安阳殷墟一带就成了殷商繁华的都邑和方邦的所在地。而先商发源地的睢水流域一带，因了黄河的滚翻改道而成了生存环境恶劣的烟瘴不毛之地，所以到了盘庚一朝，商都迁殷。按照古代先民灭国不绝祀的理念，一般说来，被征服的方国只要臣服纳贡是不会被迁国灭祀的。武王打败纣辛征服殷商后，封武庚禄父的地望，无疑是在其父纣辛的都邑现在安阳的晚商方国之内的。因为，周武王所率领的周军凯旋而归，回到了他们祖辈们营建的周之都邑丰镐，没有占领殷商方国领土的记载。而现今依然繁华的商都之朝歌，自然是武庚禄父及其商的族属们延祀封商后，臣服于周天子的商之方国。而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之后，微子启代殷封祀的地望，断不会再如武庚禄父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前那样宽容。
面对叛乱再次被征服的殷商，被作乱激怒了的周公旦，自然不会再把微子启，封到生存条件比较繁华富庶的殷商故地来延祀了。微子启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就和后来的政治犯流放到偏僻边远的烟瘴之地差不了许多。而被迫远离晚商热土故国的商都之朝歌，率其逸民迁徙到了他们祖宗发迹的睢水流域的远古地望。
微子启代殷后国于宋，实则是国于商。商人自称其方国为商，国都为邑，“邑商”或“大邑商”是商人的自我称谓，这些称谓，在存世的数十万片甲骨卜辞中随处可见。卜辞中很难找到宋与殷的称谓。原来，这宋与殷是他称。宋与商，邑与殷一声之转，在商人口里发出的商与邑，到了远在千里之外镐京的周人口里就成了宋与殷了。这称呼显然还没有后来蛮夷、戎狄、鬼方、夷方、獫狁等贬义的成分，其称谓仅仅是语音上的异变。比如现在吧，如果我们把广州作为都城，广东的粤语作为国家强令推行的普通话。那么，我们大家都得把母亲改称妈咪，爹爹改称爹哋。文化的变革其中最难变易的莫过于语音了。因为语音的变化，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思想领域里的事情，更重要的还有生理上的变异，人类生理上的遗传和变异，它更多的是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发展。
宋也吧，殷也吧，商人的口语里依然发出的是商和邑。官话和方言叠合，应是我们后来的史学家们相互传承的殷商（邑商）和襄邑（商邑）史学名称地望的由来。
国于宋的商的后裔们，从微子启封宋到宋的被灭，从未有过都邑迁徙的历史记载。这就为宋的邑都地望的考证，以及商的远古发祥地的探寻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史实。
商人和商丘的称谓，源于《左传》中所载历史人物的一番对话。大意是说：鲁昭公元年，晋国的首领（那时称侯）晋侯有病了，郑国的首领（那时称伯）郑伯，带领他的一帮臣僚到晋国去下聘礼并顺便看望一下晋侯的病情。晋国一个叫叔向的臣属问郑国伯说，我们晋侯的病，据卜官说是实沈、台骀死后的神灵在作崇。史官不知道实沈、台骀是什么神，为何为患。郑伯子产说，过去，有个叫高辛氏的人，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就叫实沈。两个儿子不和睦，常常相互间大动干戈。高辛氏实在拿他俩没办法，只好把大的阏伯迁到一个叫商丘的地方，主管辰星，这就是后来的商人一脉。把实沈迁到一个叫大夏的地方，主管参星，也就是唐虞晋人的来历。这就为商和夏的方国地望勾划出了一个大致轮廓。睢水流域的广大地区，是先商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依此说来，睢县古之襄邑为宋的邑都，较为符合史实。
以仁义而匡天下的宋襄公，死后的陵墓葬于睢县的古之襄邑，更说明了宋国都城的地望在睢县境内无疑。《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冬十一月，宋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宋楚之间的这场泓水之战，发生在襄公十三年冬十一月。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死，这期间已近半年有余。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又曾以伤于楚，欲得晋援，以马十二乘之厚礼贿赠晋公子重耳。足证他不可能在他邑都之外疗伤养病或接见象晋公子重耳这样的外国政要，而其必在自己的寝宫中悉心调养。他死后的葬地，也必定在他生前的邑都附近。加之其望母台的记载，宋襄公的邑都在古之襄邑今之睢县无疑。
为此，２００７年６月下旬许，睢县文物部门的同志，留意襄陵附近地下文物的发现。无意间在其水上乐园施工现场，捡得许多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春秋战国时期的最多。其中，几只宫中照明用的陶豆上烧制有铭文，铭文为“下宫”。（附拓文图样）字体为先秦以前的籀读文字，基本上保有周中晚期春秋战国时期篆刻铭文字体的原貌。
文物的出土足证《周礼、礼记》中所传关于宫中礼制的记载不谬。《礼记、文王世子弟八》中记载：“其在军，则守公祢。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大庙，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这段话说得明白晓畅，没有任何含混其词的意思：一国之公在军旅中，要守护好其随身携带的先父之灵位。若有政事出国，一国之公的庶子及其同辈的亲族之人无事者要守候在公宫里。其正室媂子要守候在祖宗的大庙里。与一国之公同代的叔伯辈分们要守候在贵宫里，其余诸子诸孙们要守候在下宫里。历史典籍《左传》记载的晋国程婴救孤的史实，就发生在晋国都城的公宫和下宫里。宋襄公陵墓附近的襄邑古城遗址出土的陶豆铭文，更足以证明，这里就是微子启封祀，国于宋的都邑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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