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二月十五日，袁可立降生在河南睢州袁淮的家里。这一年，嘉靖皇帝在北京依然整日里忙着寻找长生不老药，而权倾一时的奸相严嵩失宠，上海的徐光启也在这一年出生。黄道周在《节寰袁公传》中说：“安夫人（袁可立生母）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中国道教经典著作《道藏辑要》记载道：“袁可立降生之日，淮梦呂帝（吕洞宾）引一小童云：‘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將小徒为尔后。曰：异日此地当出仙人’。即以此肇祥”。六十年后的袁可立真的来到了吕洞宾现身的地方蓬莱任巡抚，并在海战中遇险受到过吕洞宾的保佑，后来袁可立的别号叫“石仙”，堂号称为“石仙堂”。袁可立退休后在睢州南城别墅陆园中建起袁家山供奉吕洞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巧合，数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南来北往的命相学家竞相探索。王溢嘉先生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一书中引述清代王椷的《秋灯丛话》时有一段描述：“华亭的董其昌梦见神人告诉他说要等待袁可立同科考试才有希望上榜，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亲自课读，后来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同时上榜。”而现实中两人也的确是同科进士，官位相当。种种说法在今天的睢州父老中间一代代口碑相传，为古老的睢州增加了人文底蕴和神秘氛围
“今睢县行政公署为清之洛学书院，然本明袁尚书可立故宅也，至宅向南恰与南坡之袁家山脉络联贯。”（民国22年《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
“袁家山，又名吕祖庙、小蓬莱，在县城南门里，建于明天启年间。……周围湖水环抱，形似小山。”（1989年《睢县志·古建筑》）
甘露台
（明）著名书法家王铎
台峭属云根，垂杨掩一门。
洒阑疑野径，星摘冒山村。
别具渔樵味，自然涯壑存。
何须问白帝，造化在花源。
按甘露台在袁家山山顶（《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赠袁枢诗册》）
漫 成
（清）著名书画鉴赏家张庚
袁家山头晴霭暖，
大佛寺前春流淙。
青蒲出水仅三寸，
白鸟过溪时一双。
（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编选《晚晴簃诗汇》）
袁家山
（清）睢州知州范阳洵
花明柳暗兮恍是仙源，
吹笛鸣剑兮鹤唳青天。
神其醉止兮洞中高眠，
佑我苍生兮亿万斯年。
（《重修袁家山吕祖庙碑记》）
天启四年（１６２４）五月二十一日，登莱巡抚袁可立在登州即将离任时看到了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悬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海市”实录。字由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代笔书写，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睢县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文化佳话。
登、莱二州地处明末海防前沿,在战略上十分重要。明代登莱巡抚主要为抗击后金而设，共十三任,袁可立为第二任。历史档案表明，十三任登莱巡抚中，至少有六任巡抚或下狱或被杀而死于非命。袁可立是登莱十三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任，悍将毛文龙、抗倭名将沈有容，都在其麾下听命。袁可立政绩良好,在明末辽东战局和维护海防安全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袁可立曾与朝中的徐光启一道主张用优势兵力控制朝鲜，从而达到从根本上遏制满人的目的，可惜由于魏忠贤的乱政未能付诸实施。三百年后的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同样有这种认识，以此取得了遏制西人南下的战略目的，证明了这两位明代军事战略家的眼光是非常超前的。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明朝边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被后金攻陷，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革职，巡抚王化贞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把关门看作死地，百官们都不敢多说话但求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了七项建议：“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袁可立的言论被天启皇帝一一采纳，给悲观的明朝廷带来了一线希望。天启二年四月，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因涉赃下狱，本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天启皇帝在圣旨中说：“当辽广继陷之时，忧水滨之可问。值登莱匮亟之会，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惟尔运筹师中，坐看有截海外，朕宽东顾”（董其昌书《天启三年诰命卷》）。而这时的形势非常不好，东海上虽然陈兵十数万，但因为失去主帅各自为政不听调遣。“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受命于危难之中，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练兵采用戚继光的“水军先习陆战”之法，短期内立竿见影，士气为之大振，数年之间，满人不敢犯海疆。
袁可立认真总结了此前王化贞和袁应泰失败的教训，在战略思想上比较灵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乘其虚，可夹击也”。（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孙曾说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反收降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袁可立在给天启皇帝的奏疏中写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携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袁可立回兵部任职后一直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书信往来不断，刘爱塔最终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战死疆场。这次策反工作为时最长，刘爱塔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后金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最著名的战例。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多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师陆战队，并与枢辅兼兵部尚书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在沿海上形成了“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孙承宗和袁可立共同主辽期间是满清势力最蜷缩萎靡的时期。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董其昌书《天启三年诰命卷》）
天启四年五月，内阁传户兵工三部圣谕，天启皇帝谕内阁曰：“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准平辽总兵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获首级并获达马夷器等件，功虽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特谕！”（《明熹宗实录》）
袁可立在任时的登莱防务达到了明清战争的顶峰，他离任后就渐渐垮了下来，毛文龙和继任的登莱巡抚们关系配合得很不好，屡次打败仗，直到后来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擅杀直接导致了登莱防务的土崩瓦解。
袁可立在任时的登莱防务达到了明清战争的顶峰，他离任后就渐渐垮了下来，毛文龙和继任的登莱巡抚们关系配合得很不好，屡次打败仗，直到后来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擅杀直接导致了登莱防务的土崩瓦解。
明著名学者抗清名将黄道周曰：“公（袁可立）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明末由于战事陆上交通受到阻隔，朝鲜的军政事务主要归由登莱巡抚袁可立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发生了后来被称为“仁祖反正”的宫廷政变，作为前沿最高统帅的袁可立按照当时的普世价值力主出兵讨伐。五十年后清朝政权已经建立，但这件事依旧为朝鲜篡君的后代们所忌恨。康熙十五年（1676年），清庭开馆延修《明史》，朝鮮国王李昑派遣大批使者来中国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明袁可立的御状并要求重新改写历史，清朝对朝鲜的使团非常重视，《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史料对这件事都作了明确记载。
由于此前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并因此和主张议和的袁崇焕关系不和。袁可立的形象很正面，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为载有董其昌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册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册，因为这两篇文章中都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所以这部书和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直到清朝光绪十七年，睢州地方官王玫还在风水仙的怂恿下借故拆毁由董其昌书写匾额的镂雕“袁尚书大石坊”，使这两座在睢州古城通衢中巍然屹立二百多年的名器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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