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独水族发源于文化厚重的商丘睢水流域，南方的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是从河南中原文明核心地带裂变出去的血缘脉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先民们积淀深厚的敬畏感、羞耻感促使他们以衣遮羞。缫丝作衣是其最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由知耻辱，明长幼，辨尊卑，而后制礼作乐，中华民族才得以告别动物般群居的生活方式而进入了农耕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新时期。所以从河南中原远古文明核心地带裂变出去的大美黔南自治州的水族、畲族、苗族、布依族、彝族等同胞，至今还依然保有着古老的丝绸锦绣服饰。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水族马尾刺绣与商丘睢县锦绣襄邑历史渊源的探究。
睢县古时的襄邑是大汉王朝郊庙御服指定的唯一原产地。据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李孟旸于弘治十八年所修撰的《睢州志》记载：“后台冈在州西南四十里，上有大冢，旧志云，近年为人所发壁垔皆坍塌，砖石雕鏤极工巧，隧之外各有复道，塚之东南一冈，冈之巅建一寺，右一古庙，塑像其中，盖宋襄以下诸君后妃莹，莹之俗传楚襄王庙者，诬也（志书22页）。”如果宋襄以下诸君后妃莹墓在此，宋襄公时期的宋国都城当离此不远，因为春秋时期王公诸侯的都城是和宗庙建在一起的，以便于族人对先王、先公的祭祀和朝拜。睢县作为宋襄公时期宋国的都城，其桑蚕丝织业的繁荣也就不足为怪了。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楚有“云梦”， 宋有“桑林”。“桑林” 舞实乃是起源与先商时期桑林之下的生殖崇拜，是先民们辨识华虫蚕茧，缫丝作衣发端的最好明证。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不但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有祭祀桑神和派人察看蚕事的卜辞。说明养蚕在商丘一带睢水流域的先商时期就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了。至秦汉时期这里襄邑的养蚕丝织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其《后汉书·與服下》中对大汉王朝天子、三公、九卿、特进候郊庙御服的款式，作了详尽的描述：后，话锋一转说“陈留襄邑献之云。”也难怪，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第七章下篇里，对锦的释义为：锦，襄邑织文也。今天的人们同样也持此说，不少字词典上，解释该文字时都是这样说，
锦，为织有各种彩色图案的丝织品。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陈留郡的襄邑所织锦最负盛名，地在今商丘睢县。西晋辞赋家左思，在其《魏都赋》里也盛赞“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锦绣襄邑，罗绮朝歌。”。
据考证，大汉王朝在其皇都长安的东、西织室每年仅费钱五千万左右，而在商丘睢县襄邑所设的服官每年的岁支竟在数亿钱之上。那么，汉皇室花费数亿钱在襄邑服官织出的高级丝绸哪里去了?答案是通过睢、涣二水由襄邑至汴梁、洛阳西出函谷关运抵京城长安后，除汉皇室以及各地诸侯国的贵族。消费一部分外，另一部分则走上了始于长安的丝绸之路。作为代表汉政府进行贸易和赠与的丝织品一定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代表国家水平的。而襄邑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丝织业生产中心，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且又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理所当然代表着西汉丝织品的最高水平。其一路领先的印染工艺，五彩缤纷的花色、品种，不仅装点了帝王将相的威仪、衬托了华夏女性身姿的美丽，也引领了世界丝织业的发展。自然，今天当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文化战略时，绝不可忽略了锦绣襄邑作为中华民族丝绸之路对外开放起始点的历史价值。自然水族同袍对这里丝织业的发展也功不可没，而今他们制作的马尾绣精品依然呈现着昔日襄邑锦绣的辉煌！
作为丝绸之路原始起点的商丘襄邑，虽然曾经是中国和世界桑蚕丝织业的中心，魏晋以前一直保持着数千年缫丝织锦的繁华与辉煌。直到清末仍有一定规模的锦绣产品的生产，州以下还设有锦绣、锦襄、锦翠、锦衣四个大乡。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南宋王朝定都于杭州后，全国丝织业的中心渐渐地往南方迁移到了苏、杭二洲。而今作为锦绣襄邑的睢县，仅仅剩下了濯锦池的历史遗存。濯锦池畔成群结队，用芊芊素手缫丝制衣的襄邑织女们靓丽的倩影早已踪迹难觅了。就好比远古时期商丘睢水流域的先商文化遗迹一样，被深深地垔埋在十数米深的黄河淤泥下，叠压在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很难再现往日的辉煌了。要领略锦绣襄邑昔日的辉煌，只有通过水族同袍精美的马尾绣制品了。如果说泐睢（水书）是甲骨文的活化石的话。那么美丽漂亮的水族绣娘们精心绣成的马尾绣，就是锦绣襄邑织锦的现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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