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县，古豫州域，秦置襄邑县，两汉属陈留郡，至金朝，襄邑之名相沿。在悠久厚重的睢县历史文化中影响深远、永载史册的当属“锦绣襄邑”之誉称。对今日的睢县人来说，虽然蚕桑丝绸更多是作为一段历史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作为曾有过的无以伦比的灿烂辉煌，是值得大加书写、深入研究的。在相关资料较匮乏，贴近记载又甚为断续、零星的的情况下，要单独梳理和研究一个不到一千平方公里的县域、长达2000多年的蚕桑丝绸业从兴起到繁盛，最后到衰落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其很大的困难性和局限性，但我们应该有责任、有义务，有勇气竭尽所能去为之。本着以史实为据、不妄议妄断的精神，试着对古代睢县蚕桑丝绸业生产的发展脉络和衰落之因，作以粗浅的探讨。
古代睢县地处温带，一马平川，河流纵横，无论气候、土壤，还是交通，都非常适宜于蚕桑丝绸业的发展。如果要梳理一下古代襄邑蚕桑丝绸业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兴起于春秋战国。秦汉时达到极盛。魏晋南北朝时中心地位开始动摇。隋唐时期地位继续下滑。宋元时期，仍有生产。明清时期，彻底衰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殷商、西周、春秋时期，我国的蚕桑种植和丝绸生产主要区域是在黄河中下游，即山东、河南一带的中原地区。襄邑就处在这片畛域之中，其蚕桑业凭着诸多良好的条件，成为最早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把当时的中国分为九州，其中的六个州都有相当规模的蚕桑丝织业。这六个州中就有豫州。豫州贡“纤纩”。豫州的丝织业重心在陈留、襄邑至睢阳一带。春秋战国时魏国的陈留，宋国的襄邑和齐国的临淄，桑林茂盛，“田畜而事桑”， 皆以出产各种美锦而著称。春秋时范蠡著《范子计然》云：“白素出三辅，锦大文出陈留，能绣细文出齐。”《说文解字》谓“锦，襄邑织文也”。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的织锦，多出自陈留襄邑。虽然这时临淄也生产织锦，但规模和品质都在襄邑之下。因此，襄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丝织生产较早的发祥地之一。
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汉代实行“与民修养”的政策，提倡食货并重，把蚕桑生产放到了农业生产之第二位。在两汉400余年间，蚕桑丝绸生产成为中国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汉元帝时，除在都城长安设立东西织室外，还在临淄和襄邑两地设立官营作坊和“三服官”，专为皇室管理和生产春、夏、冬三季精美丝织服装。作坊最盛时各有织工数千人，每年开支达数万钱之多，其规模甚至比长安的东西织室都要大。一般来说，官营作坊代表了丝绸生产的最高水准。“三服官”的设置，表明丝织业在襄邑完全突破了家庭副业的狭小天地而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行业。东汉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率公卿大臣祭祀光武皇帝时，所着服装就是襄邑生产的。三国时魏国官吏董巴著《大汉舆服志》有云：“显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五色采。乘舆刺绣，公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显宗乃汉明帝刘庄。此处的织成二字，是名词，其意是根据实际需要，按照图案设计的规格、形状等织造出来的高档丝织品。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续汉志》曰：“虎贲将，冠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衣。”南朝萧子显著《南齐书·御服志》载：“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汉书》云：“陈留襄邑贡织锦”。由此可见，襄邑生产的锦绣常贡献朝廷，作为皇帝王公将帅的服装。从已衣五色采织推定，当时襄邑已研制成了提花机，说明此时襄邑的丝织技术之先进走在了临淄前面。有研究说：在新疆出土的汉晋时代织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字样的锦枕面，和织有“万事如意” 字样的彩锦女袍，当时只有襄邑能生产出这种贵重的“织成锦”。陈留郡还是蓝草的重要产地，为襄邑生产五采丝织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植物染料。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陈琳《曹洪与魏文帝书》：“游睢涣者，学藻繢之彩。”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这说明当时齐国的刺绣和襄邑的织锦都是当地的重要行业，尤其是襄邑的织锦技术普及程度之高，连愚钝的妇女也变得心灵手巧了。锦，是五色缤纷的多彩织物，是汉代丝织水平的代表。训诂学类书、汉末刘熙《释名》云：“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从帛与金也。”当时优质的襄邑锦每匹值两万，其它一般织物的价格每匹仅在千钱以内。西汉思想家、辞赋家杨雄《五都赋》中有“罗绮朝歌，锦绣襄邑”之语，对襄邑出产的丝织品予以高度赞扬。从此，锦绣一词，成为中华大地上美好、灿烂的同义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连年不断，政权频繁更替，全国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江南一带则相对偏安，一些地区的蚕桑丝绸业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这个时期襄邑的蚕桑丝绸业生产虽然无法与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相比，但仍是全国蚕桑丝绸业的中心之一。曹魏政权在襄邑和洛阳等地设有专门的丝织机构。《晋书·食货志》有云：“兖、豫漆丝之廥。”这是当时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当然包括襄邑丝织业发展水平的一种反映。晋代江微《陈留风俗传》云：“襄邑……故有黼黻藻锦，之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据《晋书》记载：东晋前秦女子苏惠，其父做陈留令时，苏惠随父在陈留住过一段时间，十二岁时在织锦之乡襄邑学得一手织锦技艺。后来，苏惠做秦州刺史窦涛之妻时，作了一首841个字的七言回文诗（璇玑图），织在了一块从襄邑带过去的美锦上。西晋文学家左思《魏都赋》：“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这句话里，一是说明襄邑的织锦仍然保持着传统地位和精湛技术，二是说明这个时期河北的清河（今属邢台市）、房子（今高邑）和河南的朝歌（今淇县）的丝织品的知名度，已经能与临淄和襄邑相提并论了，同时还表明襄邑与临淄的蚕桑丝绸业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北洋政府元老之一的朱启铃在其专著《丝绣笔记》中称：“魏晋以来，蜀锦勃兴，以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绫锦专为蜀有。”这是说，当时的四川成都，也已与襄邑、临淄形成竞争之势了隋唐时期，全国有黄河流域、四川巴蜀和长江下游三个丝绸产区，其中以河北、河南两道为主体的黄河流域的蚕桑丝绸业生产，无论产品数量还是生产技术，仍占据着很大优势。《隋书》载：“豫州一域，机巧成俗。”襄邑的蚕桑丝绸业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虽然在全国经济中心已经南移的情势下，但凭着固有的基础和实力，应该说，襄邑的蚕桑丝绸业仍然灿烂夺目。唐代文学家李周翰曰：“睢涣，二水名，此处人能织藻繢綵绮，有游于此者，亦将学其风土所为也。”杜甫（河南巩县人）《夔州书怀四十韵》诗中有：“衣冠迷适越，藻绘忆游睢”，说的是杜甫少时游历吴、越、梁、宋时，看到过睢（睢水，即指襄邑）生产的绚丽多姿的丝织品。这些记述和描写都告诉我们此时襄邑的丝织业仍具有一定的规模与影响。后期，由于在安史之乱中河南及附近的汴、宋等州受战争摧残最为惨重，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襄邑的蚕桑丝绸业自然在劫难逃。唐代诗人岑参《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中有襄邑一带“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之凄景描写。当然，诗毕竟不是史书，但可以从中读出些许信息。据有关资料，唐代有九个道上贡丝绸，在其中河南道上贡丝绸的州县名册中，已不见襄邑之名。唐代中后期，洛阳一带的织锦坊生产的丝织品质量优良，直供内庭。唐末，宋州（今商丘）生产的绢（丝织品）在全国名声大起，其盛誉甚至盖过了襄邑锦绣。北宋时，全国的丝绸生产重心虽已经转移至江南地区，但在高档丝织品的生产上，北方仍保持着优势。金人进入中原后，大肆毁坏桑林，甚至乱伐桑树作柴卖。蒙元时，桑林一度变成了牧场，致使北方地区的丝绸生产进一步衰落。而江南地区苏州的宋锦和南京的云锦则继之而起。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经济重心如何转移，蚕桑丝绸生产作为襄邑的传统行业，此时仍具有一定生机与活力。北宋文学家李昉《太平御览》曰：“襄邑南有涣水，北有睢水，传曰涣睢之间出文章。”（文章二字，本义是指锦绣）南宋哲学家吕祖谦云：“厥篚织文，出于襄邑，池濯锦以为名。”宋诗的开山祖师梅晓臣《送襄邑知县杜君懿太博》有“农耕休叱来，女织罢鸣梭”之语。从这些当代人的记述里，我们可以感觉到锦绣襄邑虽成既往，但其丝织业仍是广大民间女子的主要劳作。明清时期，随着棉花种植业的迅速推广，全国蚕桑丝绸业的产区范围主要集中在江南环太湖流域，河南的蚕桑生产则逐渐走向衰退。清朝时，在全国6个蚕桑生产地区中已无河南。在河南仅有的柞蚕（野生）生产也主要集中在豫西南一带的鲁山、南阳、镇平、射阳等。就连主要记载明清睢州历史、文化、地理等的《睢州志》（清光绪十八年），也几乎没有睢州有关蚕桑生产的记载了。明清间，睢州以下设置的锦绣、锦襄、锦翠、锦衣四个乡，只是出于对昔日辉煌灿烂的丝绸生产的绵绵不断绝的纪念而已。明工部尚书、睢州人李孟旸吊古诗有“锦城无复汉征科，濯锦池荒岁已多。”清代睢州知州胡范诗有“濯锦池今竟杳然，朅来泮水好盘旋。”这些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往昔锦绣襄邑的美好回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