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军区召开的群英会上，随军记者给付文远拍了这张照片。 （资料照片）
离休后，付文远在家种花养鸟，过着安静祥和的生活。
付文远经常会看着自己手绘的战争地图回忆当年的革命岁月。
付文远小传
付文远，中共党员，睢县人，生于1932年9月22日。他1944年加入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期间，付文远参加了淮海战役，并跟随二野一路南下。1950年，付文远参加了解放西藏的战役。1952年11月，付文远参加了朝鲜战役，负责向后方转移重伤员。1955年3月，我军实行军衔制时，付文远被批准为准尉。1955年7月，付文远退役，被分配到睢县卫生防疫站工作。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付文远在睢县回中当老师，直至1993年离休。
离休后，付文远在家种花养鸟，过着安静祥和的生活。付文远经常会看着自己手绘的战争地图回忆当年的革命岁月，或是回到学校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故事。天气好的时候，他还会到睢县的烈士公墓，给自己的老连长扫扫墓。
付文远说：“我经历了那些艰苦的岁月，看到了很多革命先烈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如今的生活，我感到很满足。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铭记革命先烈的付出和牺牲，珍惜现在的生活，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再过两个月就84岁的付文远住在睢县县城一个安静的小院里。一条小胡同通向付文远的家，也隔绝了外界的喧闹。
从上世纪60年代在睢县回中当老师，到1993年离休，付文远在学校度过了安静的30多年时光。离休后，付文远还经常回到学校，给孩子们讲述自己当年经历过和看到的一些故事。
有时候，这些故事的开头会是这样的：“1944年，才12岁的我就加入了八路军。那一年，我还没有一支步枪高。”
第一个故事：盗马记
1944年1月，12岁的付文远到睢杞太（睢县、杞县、太康县）边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加入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卫生员。虽然只是一名卫生员，但是付文远面临的危险一点也不比一线战斗部队少。因为当时的卫生员不仅要随军打仗、救治伤员，有时还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往华北解放区运送重伤员。
第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就在付文远加入八路军不久。
1944年5月份，日伪军开始了对睢杞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扫荡。为了保护伤员，有人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那就是把伤员“埋”在荒郊野地里，上面做成坟墓的样子，只留一个通气孔供伤员呼吸。
当时，付文远和其他5名卫生员负责给12名重伤员送饭、换药。白天躲避扫荡，夜晚给伤员送饭、换药，艰苦、危险、紧张、劳累的生活不需多说。
只说有一天拂晓，付文远和另一名卫生员丁金贵在给伤员换药回来的路上，突遇一支有十几个日本鬼子的马队。当时，付文远和丁金贵已来不及躲藏，二人只好匆匆把药品和饭盒埋在土里，然后佯装拔草的样子。
当时，还年幼的付文远心跳得特别快。
日本鬼子见到付文远二人在拔草，就牵着十几匹马走了过来喊道：“看好我们的马，带它们溜达溜达。”
把缰绳交给付文远二人后，这群鬼子就向东边的潘庄走去了。
付文远和丁金贵看到鬼子走远了，一合计，就决定把这些马弄走。说干就干，两人带着鬼子的马跑了几公里路，终于来到了军分区所在地高贤集。二人把马交给军分区司令员余克勤，并把鬼子的动向做了汇报，军分区警卫营的骑兵连马上就向潘庄出击。不一会，密集的枪声就在潘庄响了起来，大约1个小时后，枪声稀疏下来。又过了不长时间，骑兵连押着俘虏回到了军分区所在地。
第一个故事讲完后，如果有人问付文远：“你当时才12岁就会骑马了吗？”付文远就会回答说：“当时我连马背都爬不上去，我是跟着马一起跑回军分区的。”
第二个故事：九死一生
这第二个故事，和付文远左膝上的伤有关。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9年1月份，那时，淮海战役已经进入尾声，但是依然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在负隅顽抗。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永城双堆集附近，围绕着一个不大的庄子，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当时，我军在涡河南岸，国民党军队在涡河北岸。
战斗打响后，我军先遣部队通过简易的浮桥通过了河面。付文远跟着所在部队也顺利地过了河。部队过河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当时，在看到一名连长受伤后，付文远马上就跑过去营救。
这时一颗炮弹突然落了下来，炸裂的炮弹皮四散飞开，其中一片就穿到了付文远的腿里。瞬间，付文远的左腿就失去了知觉。不一会，付文远就因为失血过多不能动弹了。
祸不单行。这时，敌人竟然反扑过来，在距离付文远两三米的地方架起了重机枪。无奈之下，付文远只好藏在尸体下，一动不动。
一夜过去，战斗总算结束，我军成功占领了此处阵地。此时，虚弱的付文远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尸堆里爬出来，向自己的战友奋力摆手。卫生员在看到付文远后，命两名刚刚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将他背回后方。
这一路，一高一矮两名俘虏轮流背着付文远。在准备过河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突然出现在他们头顶，“突突突”一阵扫射。虽然三人当时已经趴在地上，但是矮个子的俘虏还是中弹身亡。
最后，大个子俘虏把付文远安全背到了后方。
故事讲到这里，如有有人问：“那后来呢？”付文远就会说：“那个大个子的俘虏后来加入了解放军，还当上了连长嘞。”
第三个故事：空城计
在付文远的家里挂着一幅快要褪色的照片，照片上是正值18岁的付文远。一个小战士，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什么会拍下这样一张照片呢？关于这张照片的故事，我们当从1949年12月份的成都战役说起。
1949年12月17日，在成都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际，被我军一五七团围困在思蒙镇的国民党军队暂编三十八师却仍然做着抵抗。
那天晚上，付文远接到命令，他要带5名担架队员把阵地上的重伤员转移到后方去。从阵地到后方收容所约有2.5公里的丘陵地，几个人借着敌人的探照灯光摸索着前进。
就在天快亮的时候，付文远突遇藏在一处山窝子里的一股敌方散兵。该怎么办呢？绕行太耽误时间，正面穿过又太危险。想了一下，付文远就对大伙说：“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说完，付文远就带上一支卡宾枪向敌人靠近。
走近敌人，付文远发现这些人已经无心恋战，正在商量如何逃离战场。心思一动，付文远就有了办法。
“都不许动，否则我们就开枪了。”付文远如天兵一样突然出现在这股散兵的头顶，大声喊道：“三连长，把这些都人包围起来，谁敢抵抗就消灭谁！”话音刚落，这股散兵就吓失了魂，大声喊到：“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
就这样，付文远和战友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将这些敌人俘虏了。你要是问那位“三连长”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哪有什么“三连长”啊，付文远这不过是用了一出空城计。
在这场战役中，付文远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胆量，荣立了三等功。在西南军区召开的群英会上，付文远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3位首长的接见。当时任西南军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还给了付文远一支“关勒铭”的金笔。
在那场群英会上，随军记者给付文远拍了故事开头时说的那张照片，这张照片还刊登在了1950年第三期的《人民战士》杂志封面上。
故事讲到这里，如果你问付文远：“有没有和首长们握握手呢？”付文远会说：“邓小平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是想和他握手的，但是他老人家却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叫了我一声‘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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