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或许是世界上被丈夫打得最惨的女人。”
36岁的张梅(化名)擦拭着喷涌而出的泪水，胳膊上多处烟头烫伤的疤痕依旧明显，曾被砍断已无法伸直的左手食指不停地颤抖。她曾遭遇丈夫非人的对待，数次求助无果，换来的是更为疯狂的殴打，最严重时曾昏死过两天。
尽管已过去十年，她早已逃离家乡，前夫也因抢劫入狱，但张梅每天仍然活在恐惧中，偶尔还会无故晕倒，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
李金则幸运得多。作为一位美国人、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前妻，李金在微博上爆出李阳对其使用暴力后，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在李金的坚持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下，李阳最终道歉。
张梅、李金仅仅是家庭暴力中受暴者的缩影。
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开展的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有24.7%的妇女承认遭受过家庭暴力侵害;2010年至2011年3月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100起离婚案件中，有28件的女方表示，男方曾使用过家庭暴力;2012年5月，国内首个民间女性公益组织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根据1858个网民调查显示，有高达54.6%的受调查者遭遇过家庭暴力，其中57.9%的女性选择默默忍受。
“传统文化影响，救助渠道不畅，法律不健全是受暴女性维权的主要困境。”该中心理事长王行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不论维权成败，张梅和李金在经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之后，她们不得不面对周遭的冷漠、社会救助体系的匮乏和有法难依的尴尬。
家暴的童年
提及前夫，张梅更愿意称呼：“那个人”。她婚姻的命运跟村中大部分女性相似，只不过她的遭遇更为惨烈。
张梅的家位于安徽省临泉县，父亲是矿工，母亲是家庭主妇，家中有五个孩子，父亲收入微薄，母亲种田补贴家用。从张梅记事起，父亲的“日常工作”就是殴打母亲。她印象最深的是5岁那年，父亲在院子里追打母亲，13岁的哥哥拼命抱住父亲的大腿，她则哭着拦在母亲身前。
上学后张梅才发觉，打老婆并非父亲的“专利”。上下学路上，她会在村中看到男人们追打老婆，有的甚至挥着锄头。村里男人觉得打老婆天经地义，“好像把老婆打得动不了了，这些男人才觉得威风。”张梅至今猜不透村中男人的想法。
她觉得母亲不该过这样的生活，母亲告诉她，为了孩子她不会离开。在红枫中心的调查中，不少受暴女性因为考虑孩子而选择沉默。
在大哥结婚前一天，她对大哥说，“你要保证一点，永远都不能打嫂子，爱人之间是不应该有伤害的。”大哥一个劲儿点头。
张梅只上到初二就辍学了，不到15岁就到北京打工，起初在一家订书厂当童工，一个月只有30多块钱工资，由老乡引荐，一年后进了一家服装厂，工资涨到了100块钱。
一个同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喜欢上了张梅，但在张梅老家，婚事必须由媒人介绍、提亲，自由恋爱是不被允许的。父母极力反对后，把张梅嫁给了媒人介绍的一个邻村年轻人。
多年以后，张梅说，母亲和同村女性的遭遇让她有些恐惧婚姻，她试图逃跑，但父亲因此再度把母亲打倒在地。“不要再打了，让我死都同意。”张梅苦苦哀求父亲。
1996年春节，未满法定结婚年龄的张梅与对方第二次见面就领了结婚证。从此，张梅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求助无门
春节后，没有摆酒席，张梅就跟着丈夫王强(化名)南下东莞打工。王强已在东莞混迹多年，张梅到了之后才知道丈夫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痞子”。
张梅难逃母亲的命运。王强稍有不快就会拳脚相加，起初张梅还能忍受，但很快她就把租住的十几平米住所视同地狱。王强曾在少林寺武校学过四年跆拳道，他用膝盖顶张梅腹部，用皮带抽，穿着皮鞋踩她的头，用烟头烫她的胳膊和脸。张梅浑身是伤，上嘴唇被打得缝了二十多针，即便在她怀孕期间，王强仍未停止施暴。
“他打人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像其他丈夫事后会愧疚道歉。”张梅试图逃跑，被王强抓了回来，威胁她，再逃就杀死她父母，强奸她的妹妹。
张梅曾偷偷报过警，派出所的答复是：家务事管不了。这也是中国派出所对家暴报警的普遍态度。长期研究家暴的王行娟曾培训派出所民警，发现其中一些警察就是施暴者，他们甚至会站在施暴者的角度批评女性，受暴者在报警后反而容易受到二次伤害。
张梅也曾求助于当地妇联，对方同情她的遭遇，但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婉拒。张梅又向法律援助组织写信求助，不巧被王强发现，又是一顿毒打。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死，可连死都死不了才是最大的悲哀。”张梅多次尝试自杀，割腕被邻居发现，跳河被路人救起。
王强有时还对张梅讲述外面追求他的女孩，绘声绘色，有时甚至有些下流，“我是多么希望他跟别人女人跑了啊。”张梅说，她或许是世上唯一盼着丈夫出轨的妻子。
不久之后，张梅再次怀孕，她背着王强去医院做了流产，王强得知消息后，把刚从医院回来的张梅绑在椅子上抽打，用脚踹其下体。“那简直是地狱中的地狱。”张梅泪流满面，蹲坐在草地上，右手深深地抠进土里。
一年之后，张梅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王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常担心张梅带着孩子逃跑，把衣服没收，将母子锁在出租屋内。还有一次，王强用匕首刺向了张梅的食指，“骨头都露出来了”，但让张梅心寒的是，邻居中没有一人替她说话，“周围的人都怕他”。
“我不能死，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那一刻，她终于理解母亲当年的苦衷。
2003年，王强与情人生下一女，在张梅的苦苦哀求下，两人终于办理了离婚。张梅带着孩子逃回老家，辗转多地，一年后在北京落脚。北京曾是她梦想开始的地方，未曾想回来时已遍体鳞伤。2008年，王强因抢劫罪被判8年，得知消息的张梅没有一丝表情，“他是罪有应得。”
抗争来的道歉
与张梅遭受的极端的家暴相比，李金所经历的更具代表性。
当得知公众人物李阳也有家暴行为后，84岁的王行娟并不意外。“家暴跟施暴者的学历、社会地位无关。”早在1992年，王行娟开通反家暴热线时就发现，当时一半的家暴发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中不乏教授、导演等社会精英。
在李金的记忆中，李阳第一次动手是在两人结婚前的一次办公室讨论中，当着同事的面将她推倒在文件柜上。同事们没有阻拦，反而劝李金，“他太累了，要理解他。”
除了这次并不愉快的经历，李阳在结婚前对李金很好。2005年，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对于第一次婚后被打，李金已经想不起来了，“这或者是一些受暴者普遍的问题，总想弱化第一次。”
但李金清楚记得，在大女儿两岁时，因为争吵，李阳打了她一个耳光。2006年，李金怀二胎时，李阳再次抽她耳光，并且用力推了她肚子。“我该怎么办?”李金当时已怀孕七个月，无法返回美国，又不敢去派出所寻求援助，她与李阳当时正在打造国际家庭教育的典范，“这种家庭怎么能有家庭暴力呢?”李金反问自己。她更为担心的是，曝光后会影响李阳打造的品牌形象，而且每次暴力行为之后，李阳都会向李金示弱，说一声，“我爱你”。李金往往顺势原谅了他，甚至会反思自己。
不过，当李金后来听到，李阳在讲演中将这些作为桥段时才知道，那一句“我爱你”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李阳说：我二女儿为什么脾气不好，因为在怀着她的时候，我打了她妈妈。
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一直关注李阳家暴事件。在他看来，家暴是一个权力博弈的过程，施暴方试图通过暴力控制对方，当第一次成功后就会重复施暴，受害者则易患上受暴妇女综合征，为丈夫找压力大、脾气差等借口，最终习惯于接受暴力。
王行娟用家暴周期来解释这一过程：首先是矛盾积聚期，发生家暴后逐渐进入蜜月期，再回到积聚期，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只会越打越厉害”。
事实也正如此，2011年7月，在上海的一次讲座上，李阳认为妻子给自己难堪，回到酒店房间，突然抓住李金的头发警告她下不为例，李金则不停地认错，这一幕恰巧被大女儿在镜子中看到。
李金曾试图寻求家人的帮助，但李阳的妹妹告诉她，中国的男人就是这样。一个月后，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家暴之后，李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1公里外的团结湖派出所。李阳则不以为然，“你去吧，那些警察都是我的学生”——他在2008年奥运会前曾为北京警察做英语培训。
她站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只要走进去，再也不能回到以前的生活。“我醒悟了，不是我的错，他打人才是错的。”10分钟后，她深吸一口气，径直走了进去。令她意外的是，警察的态度。“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居然问我想要什么。”李金说她只想停止暴力。
在派出所里，李金给李阳发短信，让他来派出所里谈，李阳并没有回复。在李金的坚持之下，十天之后，李阳最终来到派出所，签下承诺书，保证不再使用暴力，并接受心理咨询，之后在微博上向李金道歉。
曾为李阳做心理咨询的红枫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刘凤琴回忆，李阳对于家暴并不是太在意，他更关注这件事对自己事业的影响。红枫中心原本为李阳设计了6次心理咨询计划，李阳以工作为由，两次之后再也没出现。
尽管如此，李金依然开心，因为李阳在三个孩子面前认了错，虽然有些含混过关走形式。“我要让孩子们知道，爸爸打人是错的。”
李阳偶尔仍会给李金发来威胁短信，在律师和反家暴专家的指导下，李金每次都会到派出所报案、做笔录。警察有时以没时间或护照问题推托，但李金都会耐心等待，最长等了两个多小时，她还会搬出法律给民警看，“中国法律规定，威胁别人是犯法的。”李金报案的记录也成为日后申请保护令和诉讼离婚的证据。
向谁求助
2013年2月3日，北京朝阳法院判定，准许双方离婚，李阳支付三个女儿的抚养费以及1200万元财产，同时认定李阳家暴成立，赔偿李金5万元精神抚慰金。根据李金的申请，法院发出“人身保护令”，禁止李阳殴打、威胁李金。这也是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北京市法院发出的首个“人身保护令”，虽然受保护的，是个美国人。
不少受暴女性认为是因为李金的外籍身份才得以申请成功，李金不以为然。“我都是通过法律争取来的，并不因为我是美国人，我想用实际行动给中国受家暴女性树立一个榜样。”
著名性别学者方刚将他所主持的2011年度性与性别维权人物奖颁给了李金。“她的贡献在于，让中国人前所未有地关注和警惕家暴。”
但李金的模式似乎又难以复制，她勇敢坚强，内心强大，又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是中国受暴女性很难做到的。”方刚在颁奖点评中说，此事件中执法机构囿于制度和经验匮乏，对李阳行为无法制裁，反而对李金造成伤害。
其实，这是女性维权的现实的困境，当遭遇家暴到底该向谁求助?打110报警，警察以家务事为由袖手旁观;找居委会诉苦，常被奚落;寻求父母帮助，既怕父母担心，有时也无济于事;求助于公益机构，仅是权宜之计，而无法获得持久的庇护场所。
红枫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刘凤琴对此颇为无奈，她数次为张梅做心理辅导，也接到过多个类似的家暴求助，“我能告诉她们的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带上钱，逃到安全的地方。”
女性渴望维权，又担心“家丑外扬”，当警察真要带走丈夫调查时，很多妻子不同意。“女性在维权过程中心态纠结，传统文化中灌输的是温柔贤惠，却没有认识到家暴是侵犯人权。”方刚解释说，来自公领域和私领域的支持系统极为脆弱，女性在寻求救助时就显得捉襟见肘。
尽管保障女性的法律不少，但仍有法难依。这些法律只是散见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条文之中，缺乏操作性，无法对于施暴者进行有效的干预和约束。早在数年前，红枫中心就曾向全国人大提交了防治家庭暴力立法建议，王行娟还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递交相关提案。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但至今没有下文。
除此之外，施暴和受暴双方心理问题不容忽视。方刚团队正在研究“辅导令”的可行性，即施暴者被举报后，由公安机关出具强制参加反家暴辅导的单据，对施暴者进行心理干预。“家暴是父权文化的体现，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人们对于性别平等的认知越发清晰。”方刚对于反家暴前景表示乐观。
如今，张梅学了理发的手艺，在北京顺义开了家理发店，她希望让更多受暴女性从她的个案中吸取教训;李金则热衷于反对家暴的各种公益活动，宣传反家暴的理念，“反家暴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她说。★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子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