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贪腐小官的心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反腐风暴开启了“老虎、苍蝇一起打”新格局，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进展之速、战果之巨，实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有。2014，可说是具有反腐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苏荣、徐才厚、周永康等一只只“大老虎”应声落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极大提升。
与此同时，近期小官大贪的事件频频曝出，不断刺激公众神经。观察社会舆论也可以发现，“无官不贪”的观点很有市场。如果若干“老虎”和“苍蝇”一起组成特殊利益群体，不仅将严重腐蚀党的健康肌体，而且会给中国改革制造障碍。那么，反腐败如何坚持“敢打老虎”和“勤拍苍蝇”并举？官场与市场如何相行不悖、有序发展？
一、 盘点2014“官话”中的贪腐“众生相”
“一家两制”催生“一窝黑”
近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在对浙江省的反馈中，首用并两提“一家两制”，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一些领导干部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问题反映集中，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一些地方农村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突出，有的领域监管不够，落实‘两个责任’不平衡”。紧接着在意见建议首条又明确，“省委和省纪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妥善研究应对领导干部‘一家两制’造成利益冲突问题，明确界定基本要求，扎牢制度笼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真介绍，以往“一家两制”多形容“裸官”家庭，指“一个家庭的成员，生活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一些国家公务人员的家属移民或移居海外，官员自身仍在国内任职。部分‘裸官’通过非正常渠道积聚起财富后，把财产和钱财迅速转移到国外。”她表示，从当下的实际来看，“制”的含义也开始指向了“体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认为，当前的“一家两制”主要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在“体制内”的行政部门、党政机关，另一方经商、办企业，工作类别属于“体制外”。“这样的结构易为‘借权谋私’埋下隐患，比如有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本为亲属谋取特定利益，此前，巡视组提出的干部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也属于‘一家两制’引发的问题。”
“牵‘一家’动‘一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提醒，“通过‘一家两制’进行利益输送，未必直接是公私对接，很可能是公权力与其他公权力交易，再辗转兑现，‘洗’成自家人的利益。这其中的连锁效应危害超乎想象，易造成权力结构型腐败。”
“小官巨腐”的心态：“上面也有人贪，下面没理由不贪”
“小官巨腐”一词最早出现在今年7月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北京市领导班子进行巡视反馈时首次提到“小官巨腐”一词。而11月12日，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被有关机关在其家发现“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随着媒体披露这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小官巨腐”顿时引爆话题，成为官方和坊间都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期，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围绕“小官贪腐”对公众展开了调查。基于9634份公众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官贪腐”事件占到了各类贪腐事件的七成以上，且更多发生在区县基层干部和村干部身上，监督不力、权力集中、管理混乱，是诱发基层“小官”贪腐的主因。在公众看来，与“高官贪腐”相比，“小官贪腐”更加令人难以容忍和接受。而有贪腐行为的基层“小官”内心又多抱有“上面也有人贪，下面没理由不贪”的动机和心态。
基层腐败、小官贪腐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治理“小官巨腐”必须弄清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一是预防小官腐败的制度尚属“牛栏关猫”，使得这些小官的权力贪腐肆无忌惮。一些小官虽然级别不高，很多仅仅是科级干部，但“官不在大，有权则灵”。一些“小官员大腐败”，就在于他们掌握的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权力相当集中，基本上游离于制度监管的空地。二是山高皇帝远，对一些“手握重拳”的基层小官缺少制约。一些基层小官级别虽低，官位虽小，但大多是单位“一把手”，处于“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中间位置，管理、使用和经手的资金量巨大，还有的虽然是一般工作人员，但也大多能够经手资金、资源等。三是“小官”因为“小”而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这些“小官”通常都是些“现管”的实权派，独揽具体事情的“操作权”，善于混迹于老百姓之中，伪装成“老实人”甚至“老黄牛”，在党纪国法面前装傻充愣，让领导和群众误认为他们是芝麻小官，没有多少权力、资源和条件，从而使之游离于监督的视线之外，即使监管也在事项、频率上不能及时、有力、连续、长期地进行，从而使他们胆子越来越大，贪腐起来“得心应手”，忘怀于金山银山之中。
“狐狸之辈”借“虎威”行贪腐之事
今年9月，官方媒体新华社推出的“抓狐狸”反腐系列报道。指出除了“老虎”、“苍蝇”之外还有“狐狸”这样一个群体——可能是秘书、司机、情人……他们傍依在老虎身边，借“虎威”行贪腐之事。诸多案例警示人们：在“打虎”“拍蝇”同时，也要“抓狐狸”。此后，《人民日报》、中国政府网等官方媒体也纷纷用“狐狸”比喻贪官身边的腐败分子。
依附在贪腐官员身边的“狐狸”想要变成害人的“狐狸精”，通常会经过“三部曲”，先是通过各种方式满足腐败官员，麻痹官员心理，让其对“狐狸”违纪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袒护；而后建立在密切关系基础上的权力寻租，利益交换，让“狐狸”们名正言顺地游走在领导“势力范围”内，狐假虎威；最后这些“官员老虎”身边的“狐狸”有的人锒铛入狱，与贪官“做伴”，有的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反水”，或反目成仇，成为“反腐先锋”。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官员身边人涉腐背后，有一个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象：“权力递延”。“所谓‘权力递延’，指的是干部手中的权力经过亲友或‘身边人’完成寻租的过程。
“狐狸”腐败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危害不容忽视。一是“狐狸”也能攫取到巨额不当利益，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大“老虎”身边的“狐狸”，涉案金额之大不亚于“老虎”。二是数量众多，虽然不像“苍蝇”那样成群成片，但一只“老虎”身边常常跟着多只“狐狸”。三是影响恶劣，多数“狐狸”都不掌握公共权力，然而却能制造巨额腐败，比大权在握的“老虎”更肆无忌惮，反面示范效应更大。当前全国反腐仍保持高压态势，打击“狐狸”不能手软。
二、治国先治吏，治吏必反贪：中纪委“打虎”“拍蝇”成绩单
近来高频率的省部级官员落马见证了中国反腐的高压态势，昔日并不那么高调、甚至有点儿神秘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为一个曝光率很高、很活跃的部门。惩治腐败将它推到了时代的前台，这个部门现在真正是让百姓爱、让贪官怕、让官员有所忌惮、让舆论充满期待。
反腐成效显著，贪官无路可逃
2014年，周永康、苏荣、徐才厚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大老虎”被查，大快人心。自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打老虎”马不停蹄，展现了纪检队伍强悍的战斗力。据统计，截至10月底，18万“老虎”、“苍蝇”一起被打，55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其中，副国级以上官员3人，中央委员3人。查处范围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国企等多个领域，这场“反腐风暴”可谓多点开花。与此同时，中央巡视组拿出“专项巡视之剑”，直指中央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今年3月起，分两批对6家单位进行了专项巡视的试点，2014年第三轮巡视更是有史以来首次将13个巡视对象全部纳入专项巡视范围。
近期，中纪委反腐最鲜明的两大特点是：退休不是逃过依法审查的“挡箭牌”，高校腐败案查处重拳出击。以10月11日公布的案件为例，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位退居二线近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最终还是未能实现“平安着陆”。
长期以来，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而今年中国通过各项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1月，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曾为“反腐败国际合作”作出部署，“做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工作，强化与有关国家、地区的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7月，公安部启动“猎狐2014”行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海外追赃追逃行动，启动4个多月以来，先后从美国、加拿大等56个国家和地区抓获海外在逃人员288名。10月，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近期，中澳将联手查扣中国贪官在澳资产的消息不胫而走。应该说这次史无前例的合作，其所释放出的强烈信号夺人眼目，打破了已经跑路或正在路上的贪官的潜逃幻想。1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在媒体吹风会上发布的一份国际追逃追赃形势报告显示，通往“避罪天堂”的路越走越窄，贪官可逃之处越来越少。中国正在构建全球反腐的天网，不仅要追逃贪官，也要追缴赃款。内打“老虎”，海外“猎狐”，中国反腐“内外并举”的趋势可谓逐渐明晰。
全方位无死角，渐入深水区
履新后不久，王岐山就公开表示：“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要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反腐败斗争要让人民群众感到越来越有力度，越来越实在。”自十八大以来，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践行着当初的承诺，那些听起来“狠劲儿”十足的话语，是对“反腐风暴”最好的诠释，足以让贪官心惊胆寒，让民众拍手称快。
当前国内反腐高压态势不减，打“老虎”拍“苍蝇”动作频出，梳理这一年的案件可发现，官员腐败被查处同时，身边的“狐狸之辈”被抓的也不少，可谓是把“一起贪”“一锅端”。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铁面”查别人的同时，对自身严格防范、惩戒“灯下黑”。今年5月，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被组织调查。中纪委对“自家人”违纪行为的查处丝毫不含糊，无论是普通纪委干部，还是中纪委委员、省部级的纪委干部，都一样严惩不贷。
前不久，中纪委常委、监察部部长黄晓薇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时也放了狠话：“对纪检监察干部出现的腐败问题，绝不藏着掖着、讳疾忌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把‘害群之马’清除出去。”
反腐形势严峻，谨防“老虎”反扑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完成四轮巡视，实现了对省区市巡视的全覆盖，第五轮巡视也已在专项领域展开。回顾前四轮巡视，每一轮都更深入、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仅从巡视语言的变化上就可窥见一斑。
在2013年巡视中，“不够”、“需进一步”等词语屡见不鲜，而这样“委婉”的说法在2014年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玩风甚重”、“买官卖官”、“造假骗官”、“山头主义”、“自由散漫甚至腐化堕落”等。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规范”的概括表述，变成了一针见血的“拉票贿选成风，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跑官要官”等。巡视语言变得详实具体、尖锐犀利，反映出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表现出了直面问题的勇气和魄力。
从今年中纪委第二轮巡视公布的反馈情况看，腐败仍是突出问题。事实上，中央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是“依然严峻复杂”。有人担心，中纪委强力反腐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有人认为，“老虎遍地跑”、“苍蝇满天飞”会增加社会对改革的忧虑；有人纠结，“打老虎”、“拍苍蝇”式治标反腐与依靠制度和法制建设的治本反腐间是否能衔接。
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教授郭文亮曾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对“反腐风暴”也要进行风险评估。相对于“苍蝇”来说，“老虎”的数量虽不多，但由于其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在反腐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今天，能量和影响都不容小觑。
“打虎”力度不断加大，腐败分子决不会坐以待毙。为保护既得利益，必然负隅顽抗，甚至联手反扑。最有可能的“鱼死网破”之举可能是几类：以“影响党的形象、影响安定团结”造舆论，向查处活动施加压力；以自己所掌握的一些腐败线索相要挟，先把水搅浑，再作垂死挣扎；还有的可能联合一些相关利益者，共同打击或排挤坚持反腐的力量。因此，郭文亮主张，有必要对风险进行预防和管控。实际上风险的管控有多种维度，需要把握节奏和力度，也需要防止有人用以上几种方式反扑，干扰反腐的进程，改变反腐的态势。
三、辨清舆论“误读”，认清反腐形势
在8月25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官方媒体的报道里提到，王岐山表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过，也有多家媒体采访了与会人员称，“在会议的最后，王岐山以‘反腐永远在路上’作为结语，再次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这两个“永远在路上”，阐明了党和政府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决心和态度，也是对一段时间以来所谓的“反腐终点论”、“反腐上限论”和“反腐拐点论”的有力辟谣。
通过周永康等一批“大老虎”的落马，当前的社会舆论对于敢不敢反腐的议论已经很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的反腐决心非常认同，也非常支持。而近期出现的小官巨腐、基层塌方式腐败，引发民众关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对中央“打虎”“拍蝇”的“误读”，及时从思想观念上辨清这些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反腐形势和预判反腐走向。
(1)“老虎”“苍蝇”哪个危害更大，打击力度更难？
实际上，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是党内特殊利益群体的基本构成，两者之间并没有性质的差异。当下对于干部队伍中贪腐分子做“老虎”和“苍蝇”的区分，主要基于职级的高低。副部级以上高官一般被称为“老虎”，厅局级以下的则被称为“苍蝇”。如果从反腐手段或技巧上比较的话，“打老虎”和“拍苍蝇”显然会有所差异，苍蝇拍是拍苍蝇最好的工具，但用它肯定是拍不死“老虎”的。媒体上也曾有一些关于“老虎”、“苍蝇”谁危害更大的讨论。应该承认，广大人民群众固然会为打掉一只只“大老虎”叫好，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尽快拍死与他们距离最近、接触最密切、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苍蝇”。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打“老虎”体现为反腐败成效的宏观尺度的话，那么，拍“苍蝇”就体现为反腐败成效的直观尺度。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不是像有的媒体所分析的那样：尽管成功拿下周永康和徐才厚等“大老虎”，但真正的考验是中共能否清除低级别官员中的严重腐败。与此同时，认为“拿下周永康等‘大老虎’或许真是相对容易的部分，拍死成千上万的‘苍蝇’才是中国反腐的真正挑战”的观点，不能不认为是又一个误判。惩处高层腐败与清除基层腐败同样不易，同样是真正的考验。
如果从方法上加以比较的话，与打“老虎”相比，拍“苍蝇”是万万离不开群众的参与的，这恐怕是两者最大的区别。与“老虎”相比，群蝇乱飞，无处不在。有的“苍蝇”披着美丽的外衣，有的“苍蝇”还哼着动听的赞歌，并不容易识别。只有他们身边的群众明晓“苍蝇”美丽外衣里面的丑恶，动听赞歌中的不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
(2)当前拍“苍蝇”须与打“老虎”互动
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一个重要原因是保护伞的支撑。几乎每个“老虎”身边都有一群“苍蝇”在飞。赖有“老虎”的庇护，有的地方和单位已经形成牢固的既得利益群体，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到不死人不解决的地步。将拍“苍蝇”与打“老虎”作二元化的理解有一定的根据，但在反腐败的实践中必须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大小贪腐分子往往都有长期的经营，形成自下而上的利益链条，结成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懂得这一点，就可以从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3)市场与“官场”的关系是否存在“代价论”或“难免论”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表现。但是，经济领域的法则不能完全照搬到政治领域，“官场”决不能搞市场化。
很不幸，在一些腐败“重灾区”，“官场”在相当程度上市场化了。在那里，买官卖官，按“职”论价，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市场价格；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权力寻租使政商界限已经十分模糊。某地区一批贪官在反腐风暴中落马，这些贪官大都与当地煤老板沆瀣一气，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板们谋取巨额利益。某老板为其女儿在海南举办婚礼，该地区十几名厅、处级干部居然包机前往捧场。而这些煤老板当然投桃报李，过年过节给官员送礼，送几万元就像“递一根烟一样”，一些官员在这种钱权交易中变为巨富。
上述现象不是个别的。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防止商品交换原则渗入政治领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我们不同意“代价论”或“难免论”，因其于理于实都缺乏根据。市场经济的中性本质、市场经济的一般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价值取向、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以及社会进步的经济尺度与道德尺度的总体统一，都证明市场经济与政治文明是兼容的、统一的。当今世界，凡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腐败现象一般比较少；相反，腐败现象严重的国家，恰恰是一些市场经济还不够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把市场经济与腐败现象对立起来的“代价论”或“难免论”是错误的。
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健全法制、健全市场经济和规范政府权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企业以法人财产权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权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法律依据的要求。要通过一系列法规和措施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简政放权，减少审批项目和审批环节，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斩断“官场”伸向“市场”的非法之手、非分之手；同样，也要斩断“市场”伸向“官场”的非法之手、非分之手。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真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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