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时刻的中国经济，风险渐消、活力渐现，创新时有斩获，内需潜力尤大，日益成为对冲全球经济动荡的基石……历史正在此刻深远转折，多姿多彩的中国故事远未结束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离京飞往美国西雅图，拉开了举世瞩目的对美首次国事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次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两大经济体元首展开全方位对话的一周前，9月1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第一次用四个“坚定不移”全新定义新时期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要坚定不移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定不移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坚定不移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赴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中，习近平说，“在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困难，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下行压力，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我想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
他希望全球有远见的人士能够做到“风物长宜放眼量”，并寓意生动地说，“分析中国经济，要看这艘大船方向是否正确，动力是否强劲，潜力是否充沛。在大海上航行，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只要投资者全面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近期中国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制定的战略以及中国经济各项数据和趋势，就会作出正确判断。”
据IMF数据显示，2014年，欧盟GDP达到18.5万亿美元，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2000亿美元；美国GDP为17.4万亿美元，贡献了3750亿美元；而中国GDP为10.4万亿美元，却为全球经济贡献了1.32万亿美元，提供了全球40%的新增动力，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的火车头。
“改革与开放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现在的中国已然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幅度提升。”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这一高关联度，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不仅会重启中国经济活力，也会给区域乃至全球带来不逊于改革开放过去30多年那样的重大机遇。
改革魄力世所罕见
近两年来，与世界各国经济调整的力度和广度相比，中国正在推进的新一轮改革深化的魄力、速度和密集度世所罕见。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出后，2014年就基本完成了80个重点改革任务，此外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各方面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
今年确定了100多项重点改革，已经推出了70多个重点改革方案。仅9月15日一天，就通过了7项改革方案。正如习近平所介绍，“（今年）还要继续出台一批重大经济改革举措，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改革举措往前排，将在财税、金融、开放、司法、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
他还强调，中国这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并深有感触地对海外媒体说，“经过努力，一些多年来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了。这些改革是真动了奶酪、动了真格。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改变一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当然会有难度，不然就不叫改革了。所以，我说过，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改革关头勇者胜。同时，改革要扎扎实实干，想入非非不行，哗众取宠不行，蜻蜓点水也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实现改革目标，风雨无阻，勇往直前。”
在当下全球经济急需提振的关键时刻，这些改革对世界的重要性也被发达国家深刻地感受到了。9月18日，美国芝加哥大学保尔森基金会主席小亨利·M.保尔森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署名文章。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中国现在采取正确行动来应对眼前的挑战，同时加速习近平主席的经济改革议程，那么中国并且延伸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可以得到避免。”
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对此抱有信心，“中国拥有做到这些的必要工具和金融能力。”他强调，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对全球增长作出了两项重要贡献：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维持了自身增长，并充当了其他国家大宗商品和工业出口的需求驱动者。因此，在美国政界和商界有影响力的保尔森的主张是：
“美国尽管与北京存在分歧，但应该全力支持中国经济改革者取得成功。”
改革行动成效斐然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渐趋悲观。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在未来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改革深化进程正在开始展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成效。
首先，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在逐步收敛。
在他看来，集中在腐败、财政、地产和债务领域的风险，正在被密集有效的改革措施逐步清理。
就反腐问题而言，经过持续艰苦的努力，党风政风已为之一清，依法治国日益明晰。“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腐败问题对中国经济乃至未来中国国家命运的影响，应该说反腐倡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这对奠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起决定性作用。”
就财政问题而言，尽管当下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但地方债务问题得到了厘清，两万亿元地方存量债务置换的推进，化解了地方财政的燃眉之急。“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较快，财政风险有所缓解，正走在有条不紊的重建之路上。”
就地产问题而言，2014年全年地产持续下行，库存高企，地产资金链条绷紧。“今年4月，地产系统性风险出现了趋于缓解的转折点。一线城市及周边的地产回稳趋暖，以及涉房融资，尤其是按揭贷款利率的持续下行，使中国房地产接近软着陆。”
就债务问题而言，在两年前，炒作中国巨债非常流行，热衷于只看到中国总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超过2.5倍，却忽视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资产端至少相当于6～8倍的GDP。“目前，影子银行体系已重新回表，股市泡沫基本撇除，房地产泡沫渐呈可控，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引致的不良资产充分暴露。当下，人们逐渐既看到中国的债务，也看到了资产、风控和机遇。金融系统性风险在平稳化解之中。”
其次，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转型效果在逐步显现。
钟伟认为，这些积极因素，体现在潜在增长率、实体经济和创新能力方面。
就潜在增长率而言，中国有能力在2020年之前维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决定潜在增长率的是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就资本形成而言，中国作为人均GDP仅有美国七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国内资本积累的有效需求和投资能力仍然旺盛；就人力资源而言，不断上升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崛起，使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可能更为平缓；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言，中国余地尤大。
就实体经济转型而言，当下中国实体经济很可能已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他分析说，过去六个季度，中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税收净利润率已逐步维持在5%以上。进入2015年以来，央企利润总额不再减少，地方国企呈6%～8%的利润增长，私营部门的利润增长更快一些。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利润率和利润总额看，很可能今年二季度实体经济已接近低点。
就创新能力而言，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技术化日益明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重大技术创新逐渐呈现由点到面的加速扩散。包括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产业，以深圳为典型的区域，以国防、信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行业，开始呈现持续活力。“创新大有成为中国经济之魂之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仍在苦苦挣扎，即便率先退出量宽的美国经济，其增长也仅是IMF总裁拉加德所形容的‘新平庸期’。与此相比，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围绕在7%的增速，无论从速度和质量上来说，都仍然突出。”钟伟从国际横向视角得出的结论是，笃力改革的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为世界继续“遮风挡雨”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没有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怎样？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就不会快速回升。许多新兴国家会发现本国缺少出口收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直接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
“再想象一下，如果人民币没有大幅升值，结果又会怎样？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就不会贬值，许多国家的货币环境会比现在更加紧缩。尽管出口不景气，中国政府仍然容忍了人民币持续升值。”
对一些国际舆论的“健忘症”，汇丰银行高级经济顾问简世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也出于自身利益，中国一直为世界“遮风挡雨”，“中国充当了全球经济的减震器，像一个沙袋，似乎能够吸收那些本可能阻碍全球增长的衰退冲击。批评中国内部失衡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失衡在稳定全球经济中的作用，那将是大错。”
他给出了三条证据：其一，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大量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了“内需第一”。总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41%升至2013年的47%，拉动了全球需求；其二，同时调节经常项目盈余下降，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1%巨幅下降到2014年2.1%，向国际市场贡献了宝贵而巨大的需求资源；其三，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了25%。
“明显看出，近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的‘最后的消费者’，而传统上这一角色更多是由美国扮演。随着其他许多经济体，尤其是美欧开启‘大规模去杠杆’，北京方面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在简世勋看来，“如果中国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世界面临的危机可能要严重得多。”
韩保江认为，与其他国家进行的革新或变革相比，新一轮中国改革突出的特征是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改善民生，增强普通老百姓在改革中的获得感，使其切实分享到改革成果。比如，最令中国决策者欣喜的数据就是，2012～2014年，中国新增就业人数逆势而涨，三年累计新增就业3900万，超过波兰全国人口数量；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9.2%，城镇人均收入增长了23.4%，双双跑过了同期22.8%的GDP增速。
改革带来收入增长，庞大的中国消费者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无穷商机。《中国游客境外旅游调查报告2015》显示，2014年中国境外游人数首次超过1亿，达1.07亿人次，增幅为20%。其中，220万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在美期间消费达238亿美元。而这绝非中国海外旅游潮的峰值。据该报告预测，中国境外游游客数量未来四年内有望达到1.74亿人次，年消费总额达2640亿美元，几乎等同于新加坡GDP。
这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长潜力仍然空间巨大的一个细节。正如习近平对海外媒体所言，“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特别针对有关中国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外资对中国失去信心的说法，他给出了两组分量很重的数据予以回应：2014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居世界第一，达到1200亿美元，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今年头8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853亿美元，同比增长9%；今年上海美国商会发表的报告显示，约95%的受访企业计划加大或维持在华投资。
习近平意味深长地说，“这是300多位美国企业家的选择。”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一周前，美国GE公司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国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联手推动非洲地区的清洁能源项目，旨在帮助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实现用电人口翻一番的目标。该项目已被列为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前中美经贸务实合作具有实质性成果的项目之一。
GE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段小缨女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在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GE提出了将“源中国、汇全球”作为在华战略支柱之一，而支持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走出去的企业，标志着美中两国经济合作的新思路、新模式。（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