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儿童一律死刑”之争，你怎么看？
背景：这两天，微信朋友圈被“贩卖儿童一律死刑”刷屏。炮制这一争议话题的企业回应称，网帖热传是“个别员工因为自身对话题的热忱，未经批准擅自启动了营销行为”。
京华时报发表王琳的观点：利用大众对打拐的复杂情绪为公司营销，理当受到谴责。当然，跳出营销来看，打拐本就是长期受关注的社会焦点。在现行刑法上，拐卖儿童的刑罚覆盖了从有期徒刑5年到死刑这一区间。拐卖儿童可以判死，但需具备“情节特别严重”这一要件。“一律判死”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无法实现。对众多普通转发者而言，他们借转发表达出对拐卖儿童应重判的诉求就够了。如何在立法技术上完善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并体现出从严从重的多数民意诉求，则是立法者和法律人的事。
环球时报发表吴丹红的观点：根据刑法，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对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又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严厉打击贩卖儿童的另一面，是对买儿童行为的纵容。加大对买方的惩罚是必要的，但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买儿童的很多都是农村里没孩子尤其是男孩的家庭，有的完全是法盲，只抱着“养儿防老”的陈旧观念，对他们加大打击力度不如进行更多教育，并从制度上把收养制度变得更人性化。如果有一个便捷合法正式领养孩子的渠道，谁还会冒着判刑风险去高价买呢？这是关乎刑法、收养法、社会保障法、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系统工程。
小蒋随想：“一律死刑”固然蕴含意气用事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公众对于贩卖妇女儿童者的深恶痛绝。尽管重典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犯罪，但还是会使一些图谋不轨者重新权衡违法代价。“一律死刑”或许不可行，但对立法与执法机关而言，也应重新审视现有的惩处力度是否足够。此外，目前对于“买方”通常不追究刑事责任，确实有违“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原则。在一些农村地区，光棍汉没媳妇，某些家庭没孩子，固然存在生理与现实“饥渴”，但这不是助纣为虐的理由。很多时候，这不是不懂法就能解释的，而是“别人买了没啥，咱也这么干”的有恃无恐与效仿。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批评教育够吗？
15名女大学生被同一个渣男骗财骗色，虚荣不知耻？
背景：今年41岁的无业男子田福生，冒充清华、北大双硕士，自称做奢侈品生意，4年多的时间里，通过QQ聊天等陆续与15名女大学生谈恋爱，并骗取人民币35万余元，至少3人曾为其打胎。更令人吃惊的是，有几位被害人是同一寝室的室友。近日，检方以诈骗罪对田福生提起公诉。
新京报发表然玉的观点：公共舆论对“受害女性”的剖析，往往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刻薄，也已然形成某种程式化的套路。比如说，总是以“有错推定”的视角，来想象女性角色的所作所为；总是以调侃的口吻，来“消费”事件本身最隐秘、最细节的部分。而在田福生一案中，上当受骗的女大学生们，当然难逃被贴上虚荣、低智、不知耻一类的标签。受害女大学生也许有错，但既无直接的事实依据，本该心怀同情、嘴下留德才是。每一起个案，都有独特的原由。以田某案为例：女大学生的社交偏好与心理弱点，网络工具所衍生的技术性风险，以及异性魅力的行为学构成，诸如此类都是值得研究的严肃议题。说到底，在一个知识化的社会，消化任何一起极端的个案，都必须超越于原始的道德成见。
小蒋随想：上文不希望在女性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善意可以理解。但也要指出，对于这种感情骗子的手段伎俩与某些女性的虚荣不自重，仍要向社会告之。在某种程度上，这和电信诈骗提示一样，只有越多地向公众揭示，才能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当然，这之中也要注意保护受害人的隐私。对诸位看官而言，别光说女人傻又贪。事实上，也有男性被网聊的、未曾谋面的“妙龄美女”骗去大笔钱财的事，甚至还有男人相信“富商丈夫不能生育、美少妇重金‘求种’”这样的低级骗局。在情感与两性的问题上，男女都应自重，甭做梦“天上掉馅饼”，也别高估自己的智商、情商、颜值。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遇到拿不准的事，找“过来人”聊聊，或许就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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