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来贺是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原党委书记，2003年因病去世。中组部将他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为新中国解放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史来贺从1952年开始担任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到2003年去世，一干就是51年。他带领全村艰苦奋斗、发展生产，把“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的“长工村”，建设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史来贺是新乡先进群体的一粒种子、一面旗帜。他的事迹教育和影响几代基层党员干部；他的精神孕育出新乡10多位全国知名的先进典型，并带动出新乡“行行有楷模，处处有典型”的“名人名村名镇名企”的“群星灿烂”现象、全国独有的英模星系，并有“井喷”之势。
下面我们来讲述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史来贺的故事。
故事一：不唯上、不跟风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过“大跃进”的“冲动”，也有过“文革”10年的“疯狂”。潮起潮落，风风雨雨，可刘庄发展的步伐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人不解，曾请史来贺解“谜”。史来贺说：“俺刘庄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办法是：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只有实事求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收到好效 果。”1956年，各村初级社刚成立不久。这时，上级来了指令：刘庄所在的夏庄乡21个初级社要合并成1个高级社，并提名史来贺担任这个高级社社长。史来贺认为，现在成立大社的条件不成熟，不如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社有利于发展生产，拒绝到任。就在夏庄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高级社成立的同一天，刘庄也召开大会，敲锣打鼓欢庆刘庄高级社成立。这一年，出现了多年不遇的涝灾。刘庄人在党支部领导下，齐心协力搞生产自救，硬是把上面不承认的高级社办得红红火火。而夏庄乡的高级社，因为管理不力，人心涣散，生产遭受很大损失，不得不以村为单位分为7个小社。
故事二：年底只发“红宝书”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公社派人坐镇指挥各村“小麦高产放卫星”，要求挖地3尺，每亩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 万公斤。史来贺不无讽刺地说，如果这样可行的话，全村种3亩地就够吃了。当时，工作组就住在刘庄，三天两头催办。没法子，史来贺勉强同意搞3亩地进行试 验，其他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3亩“卫星田”平均亩产仅130公斤，连种子都没打够。由于刘庄坚持只种3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3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地方要饭的知道去刘庄要饭，说刘庄富，能要到饭。
“文革”期间，有人到刘庄煽风点火搞串联。史来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村里规定：“谁离开生产出外串联不记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一分钱不报销。”那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史来贺说：“咱农民没苗咋吃饭？谁要草就叫他吃草好了，咱要除草留苗。”还有一次刘庄有个别社员向史来贺提出不下地干活，要在家里学习“红宝书”。史来贺回答说，学习“红宝书”可以，但是不计工分，年底只发“红宝书”。结果社员全部下地参加劳动 了。
故事三：“不平等合同”
改革开放后，史来贺看到国内生产成品药的医药企业多，生产原料药的厂家少，决定抢抓机遇，华星药厂上一条年产1000吨青霉素工业盐的生产线。
不料，这一想法遭到不少干部群众的反对。认为能生产肌苷，该知足了，再投资几千万元，实在是风险太大。史来贺多次做思想工作，大伙的弯子还是转不过来。市场不等人，情急之下，史来贺想出了一个“绝招”：与村民签订合同，让大伙吃“定心丸”。他与全村300多户人家，每户签了一份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史来贺个人，以向集体贷款、向农户借款的形式，筹集资金办厂。赚了，工厂和全部收入归集体所有；赔了，损失由史来贺个人承担。为了看准的目标，为了刘庄经济 再上一个大台阶，史来贺以非凡的勇气和信心，签下了这样一份“不平等合同”，将巨大的风险担在自己身上。
合同签订后，史来贺抓紧筹款，进原材料，组织施工。工程如期竣工，投产，当年产值达6000多万元。工厂盈利了，史来贺随即将扩建后的新厂，连同几百万元的盈利，全部交给了集体。从此，华星药厂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年年都上新台阶。
实践证明：史来贺的决断和刘庄人的选择是正确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观点。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面临诸多的挑战和考验。学习老书记坚持群众路线，始终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体现群众意愿，赢得群众信赖和拥护，这对 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克服脱离群众的不足、解决“四风”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