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适宜制度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资料图片）
“制度适宜”可解释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失灵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外力的干预下，纷纷模仿西方的制度，走上了所谓“民主”道路，并按“华盛顿共识”开始了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但20多年的实践，不仅没有使亚非国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反而使它们陷入内乱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大倒退的泥潭。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发展道路在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宣告了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失败使发展中国家觉醒，纷纷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了它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它们也表达了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
拉丁美洲国家比较早地推翻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但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拉美国家自由资本主义的倾向比较浓厚，比较推崇市场的作用，自我积累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对外资依赖度高，债务负担比较重，发展水平长期徘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改革模式，使该地区频频出现经济危机。
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强调出口导向，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居民储蓄率高、教育普及、人民勤劳刻苦和政府主导等优势，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所谓“东亚模式”。其中，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成分相对较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东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引导下，一些东亚经济体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主导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但实际情况是，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后，东亚经济的增长率普遍下降，经济的脆弱性突显，终于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倒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泰国，经济可能倒退了10年。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被拖垮，且对遏制危机蔓延、促进东亚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是没有实行经济自由化、政治西方化的中国。
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不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没能获得成功，就连一度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同样也没有带来福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适宜制度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
所谓特殊性，是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不仅与当今的欧美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与欧美国家的发展初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很难奏效。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进行制度创新。
所谓多样性，是指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差异也非常大，这种差异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差异。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适性的模式实际上也不存在，只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中国家处于竞争弱势地位，需要政府干预进行弥补。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一个前提，就是竞争主体处于平等地位。但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相差悬殊，发达国家占据了资本、技术、信息、资源和市场的绝大部分，并牢牢控制了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如果简单由所谓市场机制决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实施适当干预。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
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储蓄和投资不足，需要政府推动资本积累。欧美国家在发展初期是通过对外殖民、掠夺等特殊途径，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现代经济增长则严重依赖于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规模化生产，工业资金投入量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早期的情况。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可能采取当年西方式的原始积累方式，而它们在工业化起步时期居民收入低，客观上需要借助外力来弥补市场配置的不足，要求政府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集中有限资源，实现资本积累和基本的工业化，尽快具备初始的发展条件。
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交易成本高，需要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并要求有相应的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初期那样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其中一些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迄今还存在大量的非货币经济，交通阻塞、城乡分割、地域封闭等，阻碍了商品流通，造成市场主体发育不正常，资源流动不畅，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不能有效调节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四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如果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边际收益就会很低。这样，就离不开政府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具备了基本的竞争能力和积累能力后，市场的配置效能会逐步提高，而政府干预的成本会逐渐加大，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总体上就会趋向一个合理的区间。
以往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中一败再败，原因就是总想用一种模式去套所有国家，总以为自己制定的规则是“最佳”的，太想让世界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发展。这种“好为人师”的思想与行为，显示了西方人思维上的轻率与傲慢。其实，如果欧美国家真的认为自己的理念、发展模式是好的，那它们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而无需刻意推广，因为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制度最终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资料图：2014年3月24日，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在荷兰海牙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抵达峰会会场。新华社记者 龚兵 摄
“制度适宜”解释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已为世人所承认。但说起原因，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所实行的制度适应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从自己的发展经历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世界上获得成功的国家有许多，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特殊国情不允许我们去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情况的制度。
中国经济是1978年后明显加速的。1978年以后的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开放是面向国际的市场化，开放战略、各种政策优惠都是制度设计的产物。
制度变迁是导致中国经济以1978年为分界点、从一般性增长走向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改革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参与者的竞争与合作等，增加了产出。改革后的制度安排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国际的影响，如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等；更有国内改革开放以及政治、文化、科技、历史和伦理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不是要否认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指出制度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适宜的制度是所有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平台，各种要素在此基础上被不断整合、优化配置、激发活力，形成“聚变”效应，最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中国没什么特殊，就是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付诸与实践；有人认为西方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也无法在中国实施。笔者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既可以在中国实践，又必须按国情加以修正。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均可耕地仅1.4亩，各种人均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国情在世界大国中是唯一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唯一的。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如果法国可以容忍3%的失业率（约150万人)，而3％的人失业在中国就是4000 万人口，相当于80％的法国人口。任何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被13亿人口这个数字放大之后，都是十分可观、难以想象的。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困难得多。
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并不是要否认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作用，但不等于政府就因此不可以发挥作用，也不等于市场在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起主导作用。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即一般情况下应让市场的自动调节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出现重大的灾害或危机，市场的运作失灵时，政府不但要积极介入，而且要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08年春天，中国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如果让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那么南方物价可能飞涨，因此必须动用政府的力量抑制物价上涨，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2007年夏天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多家银行濒临倒闭，如果任由市场自由运作，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使危机和损害得到一定控制。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是相互补充，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当经济比较落后、市场还没有培育成熟、或遇到重大危机时，政府的作用更大些，反之市场的作用更大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在不断调整的，在动态中不断寻找平衡。
资料图：2014年5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阿布贾出席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发表题为《共同推动非洲发展迈上新台阶》的特别致辞。（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制度适宜”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认真学习、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思想解放，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不能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能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制度、做法都应该摒弃。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被“逼”出来的。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停滞，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因此，中国首先推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历19 年的实践后，“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得益于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邓小平曾把判断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形象地归纳为“三个有利于”，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改变。这也是我们提出“制度适宜”这一理论的基础。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曾经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至80%，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13亿人口，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首要问题。农业的稳定、粮食产量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前提。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就解决了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也就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个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在城市改革中主要采取了双轨制，即国有企业逐步进行改革的同时，放开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价格也采取了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金融领域实行了外汇券制度，引进了外资银行，实际上也是货币和银行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可以不破坏经济的既有格局，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变革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因为双轨制保护了既得利益，同时允许新的参与者出现，逐步扩大非国有部门、非计划价格的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一步一步地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的运行。当然，双轨制的实施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局相比，应该是次要问题，也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断解决的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发展资金，经济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中国利用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加快了资本积累。1978年时，全国的银行储蓄不过2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外资也很少。要想完成大规模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1979- 1987年我国恢复了农业、中国、工商、建设、交通银行，成立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我们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776480 亿元，初步建成了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当然，这种方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约4.5万亿的不良资产以及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没有一次高于25%)。不过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这仍然只是次要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可以使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容易。反之则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其中关键是政府要保证绝大部分投资是有效的。
在改革进程中，政府的主导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持续推进改革、引导改革的总体方向、制定改革方案并有效控制改革进程。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又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分不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有了对这些关键问题和主导思想的正确把握，中国的改革才没有演变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
与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单做法不同，中国的改革不会是以私有化为中心的颠覆式休克疗法，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对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进行调整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决策者从来没有把某一种模式作为一个终极理想去追求，而是坚持从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出发推进制度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公有制占主体与推行市场经济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同时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保持警惕，正确实现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
中国的方式一度不被外界看好，但事实证明，计划和市场不一定位于峡谷的两端，也不一定需要一步跨过。中国改革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最大区别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转轨国家）的改革都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作为目的，认为只要实行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就会发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也就是产权改革）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才是目的。
资料图：中国南车在非盟会议中心举办了中国铁路航空展
“制度适宜”还须与时俱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体会，就是不能按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发展。不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领域要不断创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理念、理论，也要通过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有所创新。
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大力倡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农村、农业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还发展成了知名的大企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乡镇企业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污染，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开始强制性地关闭“五小”企业。不能因为治理污染而否定当初发展乡镇企业，也不能因为它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就不治理它们引起的污染问题。
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制度，走的是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文明冲突”使得中国的发展必然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疑虑乃至“遏制”。中国的军事装备与实力无法与西方大国相比，但却时常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人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歪曲报道，要求抵制外国产品，被西方认为是“丑陋的民族主义”；而当欧美国家抗议中国“偷走”他们的工作，要求抵制中国产品，甚至用夸大事实的手段抹黑“中国制造”时，这些却都成了正确的“爱国主义”。这背后潜藏的是西方文明至上的思想意识。
中国发展需要通过公平买卖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却被一些人称为“新殖民主义”；而西方在非洲掠夺了400年，从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却鲜有西方媒体进行批评。中国有几十种矿产资源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要加大科研力度，发展替代产品，开发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以期获得双赢。
面对恶劣的发展环境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巨大压力，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容地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在西方的政治、舆论压力下，在资源的压力下，在环境的压力下思考如何既使自己得到发展，也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既可以高速发展，又可以实现绿色发展。
为此，中国不得不提前承担一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我们要逞强，也不是我们多管闲事。欧美国家为我们的发展制造了许多困难，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只能自己克服这些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只有他们发展了，我们才能与他们共同发展。
中国无意推销所谓“北京共识”，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被照抄、照搬。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将来也可能修改它，使之能够适应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需要。
制度适宜并不是说只要制度合适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再适宜的制度，还要有适宜的人去实施、发展这些制度。适宜的制度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也必须由人来实施。没有合适的人，就无法制定出适宜的制度；即使制定出来，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适宜制度的创造者和执行者，这是中国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站在30多年高速发展的新起点上，历史为今天中国打开的大门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去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15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编辑：柳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