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专论】
作者：陈昌盛
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统一全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认识，指导各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认识的创新与飞跃
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以工业化为标志，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行国家，一类是后发国家。在后发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在经济起飞后，通常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与先行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步消减，经历一个高增长阶段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会明显回落，而且回落的时点往往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至1.2万美元（购买力平价）的阶段。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发展，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但发展轨迹总体符合经济发展的这一规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经济增长换挡减速特征十分明显，这正是由工业化特征下后发经济发展规律的主导所致。在这个时期，中央提出新常态判断，强调保持战略定力，不对经济阶段性下滑采取强刺激，正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直接体现。
新常态的提出是深入调查分析和系统归纳总结的结果。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变化，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国际经济秩序正在深度调整重构等新问题和新趋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执政伊始就从历史和战略高度，强调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自2013年4月开始，初步确立了中央政治局对经济形势的季度分析制度。经过深入调研分析，在2013年上半年政治局讨论经济形势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重大判断。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会议上，明确强调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良好基础。从政治高度正式承认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中国经济发展不再也不能追求“超高速”增长。紧接着，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正式提出新常态重要判断，强调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在2014年第二季度政治局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三期叠加”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回答了什么是“三期叠加”，为什么会出现“三期叠加”等基本问题，并强调开展经济工作必须认清“三期叠加”阶段的特征和工作要求。为回应国际国内的广泛关切，在2014年11月APEC北京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速度、结构和动力三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为进一步提高全党认识，回答在新常态下实际经济工作还存在不少疑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突出分析了新常态的本质内涵和九大趋势，并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常态重大思想的提出，建立在深入调研分析基础上，是及时响应民意，恰逢其时之举。“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飞跃。与国际上近年常用的新常态（New Normal）相比，习近平总书记用“新常态”来概括我国当前的新阶段，内涵更为丰富，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更具针对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需求总体收缩，以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为代表的不少人把这种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Secular Stagnation），称为全球经济新常态。与此同时，国际上还流行世界经济格局正在进入一种“旧常态”的观点，主要指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展趋势，类似1870到1900年的时期。当时美国经济快速崛起并超过世界头号强国英国，不久后德国经济再次超过英国，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引发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重构。故而，将当今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快速崛起，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态势，称为回到了100多年前的“旧”常态，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从中央对我国新常态概括的“三大特征”和“九大趋势”看，其中既含有国际上经济增长低迷的内容，也包含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内容，还包含丰富的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是基于自身发展又结合经济规律的一次认识飞跃和理论创新。理解中国的新常态，不要落入国际上相同词语使用语境的“桎梏”，要以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哲学思考来认识我国的新常态。
二、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认识的新的“阶段论”
正确把握我国事物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党和国家争取各项事业胜利的重要前提，也是历史反复证明的重要经验。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在对敌我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驳斥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分为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的重大论断，对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抗战阶段性战略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又如，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为党后来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找到了根本依据。目前，从大的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正如持久战中的三个阶段间会发生转换，在我国经济发展大阶段中的小阶段已经变化。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当前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阶段。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高度概括。正确认识新常态的阶段性，关键是要理解好“新”和“常”的阶段特征。新常态，首先强调的是“新”，突出不同以往。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供给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新的变化和新的条件，决定了做好各项经济工作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因为新，则求变。新常态中的“常”，强调的是当前的新特征要持续一段时间，具有阶段性特点，突出这一时期，经济动力、结构都会加快调整变化。而结构调整的本质是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利用，资产重组调整再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旧平衡被打破和新平衡重建的过程。因此，所谓“常态”，突出的是新时期“变”和“动”的常态化，动力转换、结构升级、风险释放都将是新的常态。运动才是事物存在的常态，新常态并非简单字面上的新的稳定态、新的均衡态。更何况什么是均衡态，什么条件才能实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争议很大。新常态虽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系统阐述，但其并非仅仅对中国经济的年度性判断，预计将指导和贯穿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的经济发展。把握好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阶段，是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新常态”与“三期叠加”阶段是包含关系而非承启关系。在分析当前阶段特征时，中央在提出三期叠加的判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困惑。部分人将新常态理解为一种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态或均衡态，进而认为三期叠加是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当三期叠加结束后，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新常态，故而误将三期叠加阶段与新常态阶段理解为两个前后承启的不同阶段。在我看来，二者都是对经济新阶段性特点的描述。三期叠加，更注重从挑战、负面因素刻画，速度放缓、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都需要付出代价，突出的更多是风险和挑战；而新常态，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并突出了对正面因素的阐述，在强调风险的同时，更强调潜力和机遇。三期叠加本身就是新常态的表现特征，将来三期叠加的某些特征可能调整弱化，新常态可能还会有其他新的趋势或特征出现。所以，新常态是一个更全面和动态的判断，是基于三期叠加判断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总结。在时间上，三期叠加时期属于新常态时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态未来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新常态自然有新挑战，但更要看到其蕴藏着新机遇。改革不会总是欢欢喜喜的，要付出必要的代价，有的人利益会受到损失，但大多数人会因改革而受益。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无限巨大。国际上对我们的出口需求增长虽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无限。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满足人民越来越迫切的生态产品需求，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则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是成长的“烦恼”。
三、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
新常态指明的是变化趋势而非未来的结果。新常态重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但并不是新结果。进入新常态不代表经济必定发展为更高水平。也就是说，新常态调整变化并非指向唯一结果，新常态更不会自然而然地引导经济成功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其实，追赶型后发国家在经历高增长后，经济回落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在跨过高收入社会门槛后，经济转入成熟阶段后的回落，如前面提到的德国、日本和韩国；而另一种则是经济经历快速增长后，因为没有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新条件和新特征，经济增长戛然而止甚至倒退，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国家和前苏东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高速增长会自然到来，结构优化升级会自发实现，经济风险会自行消化。经济成功迈向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是积极争取，努力作为的结果。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开放，顺“新常态”大势奋发有为，真正释放潜力，方可向好的方向发展，否则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尘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
新常态下新旧力量将长期并存，原有优势和新优势双轮驱动。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一定是中国经济大方向选对了，一些因素一定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和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将完全不同以往。经济发展是连续的过程，不会因为开启了一扇窗，就会关掉一道门。新常态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但不否定那些仍继续有效的做法。新常态下我国增长动力结构，将既不同于原来快速释放后发优势阶段的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经济体主要靠创新驱动和消费主导的模式，而是介于二者之间过渡状态，呈现规模经济和结构变动释放增长效应逐渐减弱，同时质量效益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逐步增强的混合特征。当前我国经济减速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是断崖式的。因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巨大，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2亿贫困人口（按高标准）需要脱贫，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这些都蕴含着巨大的需求空间。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继续释放，每年有近700万大学生毕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创新能力不断加强，新优势正在逐步形成。新旧优势与需求潜力结合，一定会释放出强大的动力，以支撑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和大胆创新是根本出路。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要切实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开放，大胆试错创新。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既有利于短期发展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督促评估，切实抓好改革措施落地。针对世界经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要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加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分工，主动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改善，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是高速增长期的法宝，也仍将是新常态下的不二法宝，而且改革开放本身也是持续不断的创新。新常态下，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创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原有的靠引进技术，资源要素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靠抓大项目、按照雁行模式发展产业等方式的效果也日渐削弱；在看不清技术突破方向的前提下，政府集中资源强力推进的优势也明显减弱。要充分发挥新技术、新思想、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带动作用，通过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新常态下的创新，更多靠分散试错，靠千军万马的大众创新，通过竞争脱颖而出。分散化创新是未来创新的主流，同时一些共性的和基础平台的创新，离不开协同创新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一些关键创新离不开集体攻关。需要将个人激励和集体协作有机结合，去激活我国各种创新要素的潜力和活力，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更成熟阶段平稳迈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