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为官不易”者，不宜为官。
撰文丨金水河记者晓妍
据公开报道统计，自2015年6月30日中央授予102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以来，9个月时间里至少已有6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履新，其中3人晋升至省部级。
在履新的6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河南有4人。
3人晋升省部级
有媒体援引《云南日报》消息称，3月27日，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首次以云南省委常委身份在媒体公开露面，同时其也成为2015年102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第3位晋升副省级的官员。
被授予优秀县委书记称号时，程连元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之后于2015年7月离京，赴云南任昆明市委书记。
今年将满54岁的程连元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管理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仕途起步于企业，转入政府部门工作后，先后当过北京工业促进局局长和朝阳区长，2012年当选北京市委委员和朝阳区委书记。
“朝阳书记”程连元赴滇履新之时，云南政坛刚刚经历反腐风暴。白恩培、仇和、张田欣、沈培平、高劲松等大员相继被查，省委班子随之“大换血”，省委书记李纪恒、省长陈豪、省委副书记钟勉、省纪委书记张硕辅均是刚刚到任不久。“救火队长”程连元此时赴任，能否迅速打开局面，将是前所未有的考验。有分析认为，获得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这一殊荣是他此次转任要职的重要因素之一。
被评为全国优秀区县委书记的102人中，北京有两位。除程连元外，还有一位是时任西城区委书记王宁，于去年10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成为102名优秀书记中首位晋升副部级的官员，距受表彰只有4个月时间。
出生于1960年的王宁是北京人，1987年进入共青团系统，历任大兴县团委书记，团市委郊区部副部长、部长，团市委副书记兼市青联常务副主席、主席，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34岁就已经是局级干部。2000年到北京市体育局，两年后担任局党组书记。1990年以来北京举办的所有大型活动，王宁几乎都参与了。
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提请任命王宁为北京市副市长时介绍称，王宁经过多岗位锻炼，熟悉党务工作，视野开阔，组织协调能力强。王安顺还特别提到王宁当选全国百名优秀（区）县委书记。
出生于1962年的天津人李树起是真正从基层摸爬滚打提拔上来的。历任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团委书记、镇长，津南区副区长，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8年，李树起转任天津市宁河县委副书记，并于1个月后兼任县长，跻身正局级干部。2011年10月，李树起担任宁河县委书记。2015年7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宁河、静海两县撤县设区，李树起出任首任宁河区委书记。
河南亦有4人履新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河南有5位入选，分别是：郑州金水区委书记郑灏东、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淮滨县委书记吴刚、许昌魏都区区委书记唐彦民和睢县县委书记吉建军。今年2月，王新军履新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他之前，吉建军、吴刚和唐彦民均已获提拔。
2015年10月，从教师一路走到淮滨首席“推销员”的吴刚出任中共河南南阳市委常委、邓州市委书记；2015年11月，喜欢轻车简从到基层暗访调研的唐彦民担任河南省交通厅副厅长；2015年12月，“工作敢于直面矛盾”的吉建军调任安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或超20%的人能晋升副部级
在历史上，优秀县委书记的评选并非首次。20余年前的1995年6月30日，中组部在北京召开100名优秀县（市）委书记表彰大会。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6月，当时的100名优秀县（市）委书记中有16人后来晋升为省部级官员，其中2人为省部级正职，14人为省部级副职。
两位正省级官员是现任湖南省省长杜家毫和海南省政协主席于迅。在14位后来晋升为省部级副职的官员中，包括现任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毛万春等。
而2015年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官员，情况又有不同。在中国的行政级别序列中，县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一般是处级。而这102名优秀县委书记中，包括王宁、程连元在内，至少有20位厅局级官员。
有分析人士认为，今年102位优秀县委书记有20位现在已经是厅局级，而且还是60后，除非有特殊情况，晋升到副部级问题不大，且超过半数县委书记至少能够达到厅局级。这样算来，这些优秀县委书记中能晋升副部级的总体比例应能达到20%以上。
官更难当了，还是更好当了
在事无巨细的中央禁令和持续的反腐高压下，一批“老虎”、“苍蝇”相继倒下。与此相对，无论是大规模的全国县委书记轮训，还是时隔20余年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评选，基层干部越来越多地与中央领导“亲密接触”，甚至能有机会“一步登天”。
因此有人感慨为官之“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更别提从“舌尖”到“车轮”，从饭桌到办公桌，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密；也有人眼馋为官之“易”：碰上机遇，时运又济，平步青云，一鸣惊人，更遑论经过“八项规定”的“洗礼”，清正之风习习，饭局少了，干事多了，只要有本事，脱颖而出不成问题。
虽然为官之路确实艰辛，但冠以“难”、“易”之分，小金却是不敢苟同。高压反腐、铁腕治吏，无非是让贪官不好贪了，庸官不好混了，坏官不好受了；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无非是让能者得其位，贤者得其用，廉者得其治。
在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两会”上，中国高层密集表态，为“改革者、干事者”撑腰，对外释放出了重要的吏治信号：
3月7日，习近平在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要“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湖北团参加审议时说，要“鼓励各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内蒙古团参加审议时指出，“推动形成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风尚”……
可见，自古选“廉”任“能”，永远是健康政治生态的必由之路。至于有人哀叹的“官不聊生”，终究是个伪命题。叹为官不易者，实不宜为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