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河南起步，中华文明探源从河南开始。河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作出了突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阳殷墟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2023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工作的重要部署，本报即日起推出“文明探源彩出中原”系列报道，倾力打造新时代传统文化IP，向世界展示中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张体义
3月5日，安阳博物馆二楼，新开放的“从殷墟到大邑商——新时代殷墟考古新发现成果展”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所揭示的设施完备的都城、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高度发达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古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殷墟是中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清理遗迹最多、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遗址，堪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
从殷墟到大邑商，商代晚期都城的格局逐渐清晰。这张逐渐清晰、丰满的“地图”是考古工作者一铲一铲“挖”出来的，他们通过一个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逐步还原出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
殷墟贞人墓的神秘印章
商代的贞人是与占卜、甲骨文关系密切的一个特殊群体。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南部王裕口村发现了贞人墓地。
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其中一座贞人墓中发现了一枚青铜印章，这是我国目前正式考古发掘出土年代最早的青铜文字印章。
玺印是独具东方文明特色的凭证工具之一，印章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一度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起源于春秋战国，有人认为起源于晚商。殷墟发掘出土的3枚铜质印章，为最终解决这一学术难题提供了契机。
1998年在殷墟东南部安阳市水利局院内的夯土基址内清理出一枚兽面纹印章，2009年在殷墟西南部王裕口村贞人墓出土文字印章，2010年在殷墟南部刘家庄祭祀坑发现一枚文字加夔龙纹印章。3枚印章出自3种不同类型的遗迹，均为青铜铸造，呈方形或近方形，背面平，加鼻钮，一枚为阴文，两枚为阳文。
何毓灵说，在殷墟考古发掘出3枚铜印章前，许多学者围绕另外3枚据说出自殷墟的印章进行过多年的讨论，3枚传世印章最早著录于黄浚的《邺中片羽》中，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胡厚宣的著作中也有收录。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过考释，但是意见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是商代晚期的印章，有学者认为是后世仿品，还有学者认为年代较晚。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倾向于属于商代殷墟时期。
何毓灵说，印章的印文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文字印、肖形印、文字加肖形印。文字印文内容考释尽管有诸多争议，但文字印的内容有个共性，那就是都带有族氏铭文。
学界一般认为，商代青铜器上的图形文字多具有族徽性质。殷墟文字印印文与殷墟时期的家族有关是可以肯定的。这几枚印均用来标识印章主人家族姓氏，这一点与后世用印章标识主人名姓的用法有相通之处。
何毓灵表示，早期印章的起源与陶印模有一定的关联。印章的主要用法就是在合适的材质上捺印标识，目前虽然发现了殷墟时期的印章，但它们在何种器物或材质上使用目前还无实证。殷墟发掘出土的3枚印章，使我们确信，殷墟时期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印章作为陪葬品出现，更说明当时的印章已经具有标识、铭记的功能。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印章虽然不多，但是将中国印章的历史向前推到了商代晚期。
商代殷墟人的“软笔”与“刀笔”
“从殷墟到大邑商——新时代殷墟考古新发现成果展”中有一个重要的篇章“文字——维系中华民族的基因”，介绍中国文字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甲骨文是早期成熟汉字体系文字的代表，也是殷墟作为商代都城的实证。甲骨文至今已发现约15万片，经科学发掘的有3.5万余片，单字数量逾4000字，内容涉及商代政治与生活的各方面，是重建殷商信史的直接史料。
记者在殷墟博物馆采访时，发现展出的有1999年殷墟刘家庄北地M1046出土的墨书石璋，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墨写的文字，字形和甲骨文相似，不是刻的，而是用毛笔书写的。展出的一块1989年大司空南地出土的玉戈上也有朱书的文字。
工作人员介绍，殷墟出土的一些不易腐朽的文物上留有朱笔或墨书文字。青铜器铭文中，大量字迹可以看到圆润的笔道或笔锋，有的字甚至还有提顿，因此，推测商代的日常书写是用毛笔。也就是说，商代晚期已经有了毛笔，比史书记载的“蒙恬造笔”要早很多年。
殷墟有不少用毛笔这种“软笔”书写的墨迹，更多的则是用“刀笔”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刻写是不是像后代碑刻那样先书丹后刻石呢？
3月5日，安阳博物馆馆长周伟介绍，甲骨文的刻写问题一直是参观者关注的热点。殷墟的早期发掘者董作宾认为是先书后刻。刘一曼等学者认为，甲骨文大多数是不书而刻，仅少数是先书后刻的。一般来讲，甲骨上的小字是不书而刻，武丁及其以后的部分兽骨大字记事刻辞是先书后刻的。殷代书与契有一定的分工，未必是同一个人所为。
有学者运用数码显微镜对甲骨文的刻写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刻写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刻写，一种是先写后刻，先写后刻的比较少。甲骨文字应该有特定的书写顺序，虽然有一些特殊现象，不能否定总体的笔顺特征。
商代人是用什么工具把文字刻写在坚硬的甲骨上呢？
周伟说，契刻甲骨文的刻刀是青铜刀和玉刀，青铜刀运用较为普遍。有学者研究认为，青铜刻刀的刀锋有不同的种类。有专家曾制作了4种不同合金配比的青铜刀，并根据实验认为，青铜刀、玉刀都可以刻甲骨，但玉刀的刀刃容易折断，应该不是主要的刻写工具。
关于甲骨文的刻写，采访中何毓灵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2010年在殷墟大司空东北发掘了一座窖穴，出土了一版刻辞牛骨。字数较多，可识字约60个，刻辞内容与正规卜辞不同，应该属于习刻刻辞，是在一个废弃的卜骨上刻写而成。有学者认为甲骨刻手基本上是右手执刀，从下往上推刻，“字划刀口断面的凹槽呈不等边倒三角形。左壁较陡，右壁较坡且光滑，因右壁所受为切削之力，左壁所受为推挤之力”。这个刻辞与上述特征相反，如果没有其他特殊刻法，这一特征应与刻手用左手刻写有关，刻手可能是个左撇子。
没有特别锋利的钢铁刻刀，就能在龟甲兽骨上刻写那么优美的小字，殷墟人显然已经掌握了娴熟的刀笔技艺。
这个家族可能是商代的史官
2022年11月10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考古中国”重大进展聚焦安阳邵家棚遗址。经过考古发现，邵家棚遗址是商代晚期一个大家族——“册”族人的聚居区，这也是殷墟南区目前已知最大的聚落遗址。在这个遗址中不仅发现了3座多进式“四合院”，还发现了20多座墓葬，出土大批精美青铜器。在青铜器铭文中，“册”字出现频繁，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闻名遐迩，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记录和记事，属于祭祀系统。商王朝疆域广阔，日常管理、军事战争、法律文书、历史典籍等是用什么来书写记录的呢？
殷墟博物馆的展览版面上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商代的典籍与秦汉以后一样，写在竹简或木椟上，这些文字随着竹木腐朽而不见。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的“册”字，正是以绳索串竹片或木椟之形。
《尚书》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继承了商代的很多文化传统，他们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在甲骨文之外，商代还有其他载体作为文字记录的工具，与甲骨文以契刻为主不同，竹简的文字应该是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从上至下、从右向左的书写方式，应该是受到竹简书写方式的影响。
安阳市文物局副局长、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认为，殷墟以前出土过“册”字铭文青铜器，邵家棚遗址“册”字铭文集中出现，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为晚商时期“册”族居住地。综合甲骨文、金文中“册”字形象、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我们推测“册”族有可能是商代晚期的史官。当时的典籍写在竹简、绢帛上，这些材质不易保存，或者有些遗存目前还没有发现。邵家棚遗址“册”字青铜铭文的集中出土，为我们研究商周时期“册”族的居住、迁徙、姻亲关系、地位、业态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殷墟考古已近百年，殷墟考古仍在进行，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中华文明源头密码，仍待破解。
何毓灵说，每一项新发现都有自己的特色，解决了特定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一点点的发现、积累、细化，逐步还原更加全面、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