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中华民族先民生息繁衍之地。睢县出土的历史文物表明，早在史前时期，这里就是中华民族先民生息繁衍之地。目前在睢县境内发现的史前古文化遗址以河南龙山文化类型为主，如位于蓼堤镇周龙岗村的周龙岗遗址、位于周堂镇乔寨村的乔寨遗址和位于县城北5公里处的王庄遗址等。河南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古文化，其年代据C-14法测定约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从周龙岗等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可以推断，当时居住在睢县一带的古人类尚处在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生活用具则主要为陶器和骨器。制陶业已相当发达，陶器多为轮制，故较精致，种类也较多。在周龙岗遗址中并发现烧制陶器的陶窑遗迹。学术界一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我国古史中所说的夏代。殷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在睢县发现多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于平岗镇岗下坡村和犁岗村之间的犁岗遗址。该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厚，内涵丰富，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也有少量青铜器。两周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址亦多有发现，出土文物更加丰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睢县境内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大都具有时间跨度长、不同时期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累积叠加的特点。如在周龙岗遗址中发现有年代更早的属于仰韶文化（距今5000-7000年）的彩陶陶片。在乔寨遗址中既有河南龙山文化遗存，又有殷商文化遗存和汉代墓葬。在犁岗遗址，殷商文化遗存和两周文化遗存及汉代墓葬并存。这一特征显示出睢县境内各个时期的古文化有着很强的连续性，也表明睢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据《睢州志.山川篇》记载：“川有睢水，首受浚仪莨荡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睢水出陈留县西莨荡渠，东北流。”“睢水又东经襄邑（今睢县）故城北”。因此，可以说睢县是古睢水流域的核心腹地。远古睢水流域，曾经是先商远古先民们察日、观月、辨星辰，也是创建天干、地支授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明清两代《睢州志》记载的旧城北一里许的历坛及凤凰蛋的传说，就可以说明远古时期睢水之滨的襄邑，是古代授时文化起源的核心腹地;与此文化密切相关的中国缫（sao)丝业和丝绸之路，睢水流域的襄邑（今睢县）一带也是最主要的源头之一；中国的授时文化，桑蚕丝织文化，曾经创造和领先了世界光辉灿烂的文化最高成就。（古文化遗址图片）
水族的原居地。睢县因睢水而得名。“睢”、“水”一声之转，音同字通。据考证，远徙云贵高原的水族便是从这里繁庶的一脉。水书的传承者们称，他们的祖先源于黄淮一带古老的睢水流域，其水族的“水”字为“睢”字的字音谐变而来，并自称“睢族”、“睢人”。远在殷商时期，睢人住在睢水，睢水流域资源养育着睢人，睢人与睢水是密不可分。因此，“睢”的名称不仅成为部落、部族内部认同的统一称号，也成为和外界周边部落、部族相互区别的称号。尽管岁月星移斗转，历史沧桑剧变，在殷商亡国之后，大多自称为“睢”的部族群体南迁之后，依旧保留“睢”的自称。这些水家先民举着“睢”的称号，怀着对故土“睢水”的依恋，数典不忘祖，世代传承。记载水族语言的文字符号称“泐睢”（音了le水sui）,系先商时期在甲骨上契刻的文字，与中原地区挖掘出土的甲骨文显然同根同源，因此，不少中外学者认为水书是研究甲骨文的活化石。甲骨文中的“水”字繁简不一，既像水流之形，又像河流之形或许是河的形象化表述。水族至今保有的水的（睢）的称谓，其实是远古先民对河的最原始的文化称谓。由此论断：水书、河图、洛书同系黄河文化之一脉，共源于睢水流域远古先先民们观象授时的文化质点。这也符合56个民族是一家，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一元正统的观念。睢县、睢水，水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渊源关系。无论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还是从历史的横行来观，睢水养育过水族的先民们，睢水又因她养育过的子孙而得名，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托。无论历史怎么发展，时代怎么变迁，今天的睢县一带曾经像母亲一样孕育着今天水族的先民们，水族也不会忘记他们祖先曾经繁衍生息的睢县、睢水。（甲骨文、贵州水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来睢县访亲活动）
春秋时期诸侯称雄的舞台
西周初年封商族后裔微子启于宋（今商丘市睢阳区南），睢县一带属于宋国。由于这里地处宋国西部边陲，与齐、鲁、郑、卫、曹、许诸国邻近，因而成为春秋时期诸侯间盟会征伐的场所。公元前665年，齐桓公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曾在（今睢县周堂乡乔寨村附近）首止城会鲁侯、宋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诸国君，并请世子姬到会，借以向周惠王示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首乡会盟。公元前651年，鲁僖公会周之宰孔、齐桓公、宋襄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诸国君会盟于葵丘（今睢县北部），订立盟约，盟约规定：各国之间不可堵塞水源，不能阻碍粮食流通；各国君主不得更换嫡子，不可随便杀死大夫；各国要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原来相互龃龉的诸侯国自盟约订立后言归于好等。史称“葵丘之盟”。“葵丘之盟”对于促进中原地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继起，试图称霸中原。而其时崛起于江汉之间的南方大国楚，亦有北进问鼎的野心，于是形成宋楚争霸的局面。宋国是弱小国，宋襄公虽欲称霸，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便打出“仁义”的旗号，以图笼络中原诸国共同抗楚。公元前前639年。为压服诸侯，成就霸业，宋襄公相约楚成王、陈穆公、蔡庄王、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等八国诸侯会盟于盂（今睢县尚屯乡梁庄附近），史称“盂地会盟“。宋襄公不听公子目夷的劝告，执意不带兵马，楚国却设伏兵于盂，抓获襄公。后因宋国的坚决抵抗和鲁国出面调停，才将宋襄公放回。结果楚成王做了霸主。宋襄公带着耻辱回到了都城，恨死了楚成王，骂他不讲仁义，准备给以报复。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的军队战于泓水（今睢县东南与柘城县交界一带），宋襄公讲究所谓“仁义”，坐失良机，一定要待楚军渡河列阵就绪，才下令进攻，结果被强大的楚军击败，宋襄公本人也身负重伤，翌年不治而死，其霸业随之灰飞烟灭。宋襄公死后，葬于襄陵（一称襄台，在今睢县北湖湖心岛东北隅）。睢县一带遂成为宋国西部的重镇，“襄陵”之名，屡见于先秦古籍中。泓水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这场战争使“军礼”失去了约束力，诡诈成了战争甚至生活的基本原则。其实，在《孙子兵法》诞生前的时代，“正而不诈”、“成列而鼓”是夏商以来主要的作战规则。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是在恪守规则信条。宋襄公时代的“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就像今天的“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禁止使用地雷，禁止屠杀战俘、平民”一样是公认的原则。虽然也有人去破坏原则，但坚持原则绝对不是可耻的事情。但是，在春秋乱世中，宋襄公不切实际地空谈君子风度，为守迂腐的信条，使自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并且把仁义滥用在敌国甚至是敌军身上，以至数次受辱，这也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公元前607年春，郑国公按照楚国的命令攻打宋国，两军在大棘（今睢县南15公里）对垒，大战数日。以宋国失败而告终。史称“大棘之战”。此后，宋国日渐衰弱，四周土地为强邻不断蚕食鲸吞，到战国初期，西部襄陵一带被并入魏国，成为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市）东部的重要屏障，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春秋时期战争场面、宋襄公图片）
(钱文中百家讲坛电视画面截图。复旦大学教授钱文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时说：“春秋时期宋襄公高举仁义的大旗想称霸诸侯，却被强大的楚国打败，但正是因为他的仁义、讲信用而使弱小的宋国名列春秋五霸的第二位。”）
（王立群百家讲坛电视画面截图及照片题词。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也提出，宋襄公一直是想以德服人，他不赞成以武力使其它诸侯国屈服。宋襄公完全有能力战胜楚国，因为地利原因，起码也能战平，他输在输给了落后的军事观念。）
古代中国的丝织中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置襄邑县治。西汉沿袭秦制，仍称襄邑。西汉末外戚王莽“改制”，改襄邑为“襄平”，东汉初仍称襄邑。自西汉以来，襄邑以其文化发达、丝织业极盛而闻名于天下。两汉襄邑北有睢水，南有涣水（二水宋金以后因黄河南泛湮为平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引《陈留风俗传》谓：“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供焉。”又旧志引《绘水述异记》云：“睢涣二水波纹皆成五色，其人多文章。”这里“文章”用其本义，即花鸟虫鱼的图形。丝织品上织出花鸟虫鱼五色图案者称为“锦”。东汉著名学者许慎作《说文解字》释“锦”字曰：“锦，襄邑织文也。”清代段玉裁在此条下注引《汉书 地理志》云“（襄邑）县有服官”，又引司马彪《舆服志》云“襄邑岁献织成虎文”，指出许慎是“以汉法释古，谓若今之襄邑织文，即经典之锦文也”。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要比20世纪温暖湿润，非常有利桑树的成长，使丝织业的繁荣成为可能。据史书记载，西汉朝廷在襄邑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丝织和刺绣作坊。所谓服官，是朝廷官营手工业在地方设置的管理机构之一（其它还有铁官、工官），和县同级，不隶属于县。当时，襄邑县以“出文绣”著称。“文绣”是指刺绣异彩花纹的丝织品或衣服。《国语 齐语》载：“昔吾先君襄公……唯女是从，六妃九嫔，阵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人们掌握了养蚕抽丝技术，用丝织成绢、绫、罗等丝织品。在作坊中做工的达数千人。时襄邑有“濯锦池”，“盖邑之善织锦者环池而居，故得名焉。濯锦池，即是汉代专门催造天子、公侯、大夫、九卿们的衣裳、五佩、备章、郊庙御服的作坊。西汉末期，这里已使用提花织机。皇帝的衣裳由手工刺绣而成，公卿大臣的衣裳由织机织成。织成的制作礼服用的锦绣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京师，以满足宫廷和官僚贵族的需要。汉代大词赋家杨雄在《五都赋》中称赞：“罗倚朝钦，锦绣襄邑。”在汉王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支撑下，闻名中外的国际化贸易文化大通道——“丝绸之路”最终开辟。随着中原丝织业的蓬勃发展，我国丝织品开始大量向外输出，近如朝鲜等，远如通过甘肃、新疆，越过葱岭，从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输往西亚和欧洲诸国。作为全国丝绸主产地之一，襄邑出产的丝绸，通过丝绸之路销售到国外，成为汉代“丝绸外交”中原产地的璀璨明珠。1995年，我国文物工作者在楼兰古遗址国王室墓地--- 一号墓地墓穴中发现了身穿艳丽华贵锦袍的国王及爱妃两具干尸。国王手臂上还护着一块颜色鲜艳、图案奇特的小块织锦，其色泽、质地正是襄邑所产。长沙马王雄汉 墓出土的锦缎注明为襄邑所产。魏晋时期，襄邑依然保持了它的全国丝织中心传统地位和精湛技术。左思的《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的语句，对襄邑出产的丝织品予以赞美。当时已可以使用织绫机织出花纹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端的丝织品。“这些优质丝织品多为官府作坊的襄邑织成，常用作礼物交换，赠赐外国。如魏明帝时，曾赐予倭（日本）女王绛地交龙锦、倩降、绀青、绀地句文锦、白绢等多种丝织物。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对民间纺织手工业采取扶植政策，襄邑官方、民间纺织业继续保持了传统地位和精湛技术，花色品种绮丽繁多。隋唐时期，作为丝织业主要支柱的桑树栽植在襄邑一带十分广泛，襄邑一带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蚕桑地区，出产的绢是全国最好的，质地非常薄，被列为第一等，是当时河南最主要的贡品。除绢之外，襄邑所产其它贡品如绫、锦等，一样广受欢迎。通过当时穿过襄邑丝绸基地的隋唐大运河，襄邑的丝织品在运输和周转上起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南运西进，输送到世界各地。至宋代，北宋灭亡，宋室南迁临安，中原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于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特别是一些丝织能工巧匠也南下寻觅丝织活路。加之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大量的黄沙淤积改变了原来的湿润的气候而形成干燥，使全国的丝织中心由中原转向长江流域。种种因素使得襄邑的丝织业逐渐衰败。尽管还保持着丝织的传统，但已失去了汉代的鼎盛与繁荣，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十分萧条。今睢县城湖西北隅仍有汉代濯锦池遗迹，到此参观，可以想象到当年这里商贾云集，宝马奋蹄，香车如簇，把一匹匹襄锦运向长安，销往西域，为我国丝绸之路增添了光辉。（织锦图片、锦绣襄邑图）
历代风云人物青睐之地
在历史的长河中，大量的铮铮之士、佼佼之才，无不与睢州有所联系。夏、商、周三代，这里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而产生并活跃着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历史名人。〔夏〕相因后羿带兵进逼，曾逃经今睢县的帝丘（帝丘原因帝喾之墓葬于此而得名）。商的首领成汤任用奴隶出身的伊尹做右相，帮助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伊尹曾多次“游寓”此处《睢州志》。东周顷王之子姬班，史称匡王，当时分封地辖今日的睢县，并在此地筑城。除此之外，商汤灭葛发生在今睢县城北。〔商〕太戊在位75年，病死后葬于内黄（今睢县城隍乡黄园村）。〔商〕文丁出兵征伐岛夷，半路上受到盂方（今睢县尚屯乡梁庄附近）的截击，帝乙率领诸侯伐讨盂方得胜。春秋末年，历史上著名儒学家孔子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带弟子周游列国到过匡王城（今睢县匡城乡），匡人将孔子误认成曾在匡城做过坏事的杨虎。于是匡人首领简子一声令下，匡人将孔子的队伍围了个水泄不通。匡人包围队伍时，孔子最勇猛的弟子子路被隔在队伍之外。因为救师心切，子路连冲几次才冲进了队伍中心。这时子路看到孔子仍然和弟子传谈笑风生，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还不时地弹琴吟曲。子路不解，询问孔子。孔子回答说，在水中不怕蛟龙的是渔夫之勇，在野外不怕虎豹的是猎人之勇，面对刀枪不顾死活向前冲的是武士之勇，能掌握自己命运临大难而不惧的是圣人之勇。来吧，我唱歌，你来和。”于是，孔子唱歌，子路和；子路唱歌，孔子和。唱过三遍之后，简子的围兵就撤退了。后来匡人知道被围的是孔子后深为懊悔，为了纪念此事，匡人修建了一座“抚琴亭”。中国词典里的“临危不惧”一词便由此事产生。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道学家庄周曾长期隐居此地多年，死后葬于襄牛地。明嘉靖《睢州志•陵墓》栽：“庄周墓在州东南3里（即今日旧城湖东南3里阮楼村附近），遗封隆然，世传为庄周墓，今没于河”。隋统一南北后，开凿大运河通济渠来沟通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流域，此后数百年通济渠（也称汴河）成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襄邑适当通济渠中段，因而再度繁荣起来。北宋以汴京（今开封）为京师，以开国皇帝赵匡胤发迹之地宋州为应天府（称为南京，今商丘市睢阳区），襄邑（睢县）地处两京之间，引起一些文人墨客的流连，他们为襄邑的景色所陶醉，触发诗情，在此写下了壮丽的篇章。著名诗人陈与义(号简斋)在乘船途径襄邑时写下脍炙人口的《襄邑道中》一诗，至今为人们广为传颂。苏轼更与襄邑结下不解之缘。他曾把“襄邑抹猪”推崇为天下美食之最，今日传世名菜“东坡肉”即由“襄邑抹猪”演变而来。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打着“新党”招牌的章惇拜相执政，持“旧党”立场的苏轼受到打击，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在当时属偏远荒僻之地）知州，乘船南下赴任途中遇大雨留宿襄邑，住在县城西北隅乾明寺，应当地人士之请，手书《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文采斐然，书风佳绝。后襄邑人特将其手迹刻石建亭，名曰“宝墨亭”。时年苏轼已五十九岁，笔墨更为老健，结字极紧，意态闲雅，奇正得宜，豪宕中寓妍秀。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乾隆曾评：“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明张孝思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此两帖真迹清初为安岐所藏，乾隆时入清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溥仪逊位，被辗转藏入长春伪帝宫，1945年散失民间。1982年12月上旬发现并入藏吉林省博物馆。两赋书法被后世推崇备至，视作“东坡书法之冠。（苏轼画像《洞庭春色》、《中山松醪》真迹图片）
北宋军事战略要塞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鉴于崛起于北方的女真人政权——金显示出南侵的野心，朝廷感到有必要加强京师周围的防务，于是在汴京四周设置四个“辅郡”：颖昌府（今许昌市）为南辅，郑州（今郑州市）为西辅，澶州（今濮阳市）为北辅，升襄邑县为拱州称东辅。四辅郡各派重兵驻守，以拱卫汴京。拱州下辖考城（今民权县西北一带）、柘城、太康、宁陵、楚丘（今山东省曹县）五县。由县升州，表明北宋时襄邑的经济繁荣和战略地位已非寻常的县可比。汴京为金人攻陷后，宋室南渡江南，金改拱州为睢州，以境内旧有睢水，故名。睢州以襄邑为附廓（州治所在地），下辖考城、柘城。金代名医张子和（名从正），史书称其为“睢州考城人”，或径称其为“睢州人”，即是因金代考城县本为睢州所辖之地。元袭金制，仍设睢州，辖襄邑、考城、柘城三县。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升归德州（今商丘市）为府，睢州及其所辖二县改属归德府。清沿明制，睢州为不辖县的平州，是河南省九州之一。中华民国二年睢州改称睢县。解放初期属商丘专区，1959年属开封专区，1961年属商丘地区。现属商丘市。
筑就历史丰碑的红色热土
睢县是一方洒满英雄鲜血的热土。大革命时期，睢县是中国共产党在豫东地区开展活动较早的县份之一。1923年，睢县人姜朗山在上海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数不多的中共早期党员之一。1925年秋，共产党员、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肖人鹄以广州国民政府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睢县开展革命活动，并和睢县的共产党员郭景尧（在杞县读中学时入党）取得联系，很快发展了睢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春，肖、郭在睢杞边界睢县一侧的郭河村建立了睢县第一个中共支部。肖人鹄等人在县西部、南部地区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举办农民夜校、读书会，并进一步组织起农民协会。当年五月，睢县民间结社红枪会会众发起攻打驻睢军阀部队营长牛朋的大暴动，由于缺乏正确领导和精心组织，暴动在军阀部队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这一事件显示了睢县人民不甘受压迫的决心和力量，也引起了中共党组织的重视。一些村的红枪会被改造成农民自卫团，成了农民协会所属的武装组织。到1926年下半年，睢县的农民自卫团总数达3000多人。当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于秀民来睢工作，此时全县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40多人，共建立起5个党支部和8个党的工作点。1927年3月，中共睢县委员会在李康河村宣告成立，于秀民为书记。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反对军阀统治、废除苛捐杂税的口号。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所向披靡，豫东一带的军阀部队闻风丧胆，革命形势空前高涨。豫东地区的中共领导机关决定在各县发起武装暴动，以策应北伐进军。中共睢县县委按照上级指示，把农民自卫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别动队睢县支队”，于1927年5月26日举行起义。驻守县城的军阀部队闻讯弃城逃走，农民军兵不血刃占领县城，成立“睢县治安委员会”作为临时革命政权，开明绅士杜如珩被推举为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于秀民、苗泽生、马集勋等人作为重要成员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治安委员会”成立后，迅速安定了全县的局势，并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如处决了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临时县知事马振淇和平时欺压人民的劣绅、县衙班役等10余人；查抄了一些劣绅的家产；释放了被无辜拘押的百姓；发布告示取消苛捐杂税，豁免农民积欠的田赋等等，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欢迎。但十余天后，新投降北伐军的原北洋军阀军队某师开进睢县，迫令农民武装退出县城，“睢县治安委员会”宣告解散。不久，河南省当局开始反共，下令取缔工农运动，并通缉马集勋等睢县著名共产党员。党的活动被迫中止。大革命虽然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在睢县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1930年，从上海返回家乡的姜朗山在老家县城西刘庄村办起平民学校，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当年秋，杞县的共产党员吴芝圃来到睢县和姜取得了联系，重建了中共睢县县委，苗泽生为县委书记。县委在白色恐怖中艰难地开展活动，到1932年，由于县委负责人苗泽生、姜朗山二人在开封被捕，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苗泽生、姜朗山照片、刘庄平民学校图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睢县中心县委于1938年1月成立，统一领导睢县、宁陵、柘城、商丘、夏邑、永城等县党的工作，书记张辑五。中心县委利用睢县国民党当局“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合法名义，在县城黉学大成殿开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为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批骨干。5月下旬，睢县沦陷在即，中心县委决定把自己掌握的武装建立为抗日游击队。5月31日，日寇陷睢，县委遂率领这支队伍撤至睢杞（县）太（康）边，和来自杞县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成立了“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后来，“第三支队”编入由彭雪枫将军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成为威震敌胆的新四军第四师的前身。在中共领导下，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游击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冲破敌伪顽的封锁围攻，开展得如火如荼。睢县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1939年夏秋，仅在游击区中心长岗村一带，被日伪屠杀的抗日志士、抗日军人家属就有50余人。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吓倒、被消灭，反而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愈战愈勇，不断壮大。到1944年夏，日伪设在睢县境内的大多数据点都被拔除，敌人被迫龟缩在县城周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控制了全县2/3以上的土地。一度被敌伪吹嘘为“强化治安模范县”的睢县，变成了埋葬侵略者的坟墓。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睢县抗日联合政府在县西南部的闫庄村宣告成立，抗日游击区转变为较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原来的敌占区也被开辟为游击区。在根据地和游击区，中共党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仅长岗区就有30个党的支部，党员总数达200多人。（闫庄抗日联合政府旧址图片）
解放战争时期，睢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1947年2月，县城再度被解放，国民党睢县残余政权逃亡到陇海铁路以北地区，睢县全境基本上为中共领导的民主政府所控制。1948年6、7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在睢县、杞县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了一场运动歼灭战，史称“睢杞战役”。睢杞战役的主战场在睢县境内的西陵、蓼堤至董店、帝丘店一线。参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有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所属的10个纵队，20万人，国民党军队直接参战的有邱清泉、区寿年、黄伯韬3个兵团12个整编师等计25万余人。战役自6月27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进攻区寿年兵团的作战命令起，至7月6日晚解放军主动撤离战场止，历时十昼夜。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区寿年兵团大部、黄伯韬兵团和邱清泉兵团各一部共近5万人，生擒国民党军兵团司令中将区寿年和七十五师师长中将沈澄年于睢县龙王店村（今睢县蓼堤镇罗阳村），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睢杞战役的胜利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战场的有生力量，使战场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开展中原、华东战局造成了更加有利的形势。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对豫东（睢杞）战役作了高度评价，指出：“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请战役的结果”，“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睢杞战役是粟裕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体现，是将军军事生涯的恢宏手笔。粟裕称豫东战役为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将其主要经验归纳为四条：不囿于原定目标、原定计划，审时度势，临机应变；出其不意，攻敌不备；善于制造和捕捉战机，在运动中歼敌；以攻为退，安全转移。
战役期间，中共睢县县委、睢县民主政府发动全县人民大力支援前线。共出动支前民工5760人，大车200多辆，担架1440余副。民工们冒着酷暑和生命危险，从火线向后方转移伤员。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增援，睢县民工还配合部队，掀翻陇海铁路路轨数十华里。全县各区都建立起临时兵站，筹措物资支援解放军，其中仅供给华东野战军各部的粮食就有518500斤。粟裕将军心系老区人民，心系无数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1984年2月5日，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其中就包括淮海战役主战场徐州和睢杞战役的主战场睢县。如今，将军的骨灰永远在睢县这片革命的热土上茁壮着百花的烂漫，松柏的长青。
在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期间，睢县人民掀起了支援前线的高潮。全县出动的支前太平大车达5410辆，累计运送军用物资达206万公斤，其中包括粮食35万公斤，蔬菜17万公斤，柴草34万公斤，猪肉1.18万公斤，棉布1.87万尺，单、棉军鞋1.33万双等。先后出动的支前民工达98210人次，担架1250副。睢县广大民工不辞劳苦，不避严寒，在通往战场的大路小径上，克服种种困难，把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为淮海大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中，至今仍陈列着一辆来自睢县长岗的“支前英雄大车”。（淮海战役历史图片、徐州纪念馆图片）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睢县人民不屈不挠，与内外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他们不但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进人民军队，还在家乡组织起民兵武装，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抗日战争时期，睢县青年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著名的新四军游击队（后为新四军第四师）、睢杞太独立团、水东（新黄河以东）独立团、冀鲁豫军区三十团等抗日武装中，睢县籍战士占有很大比例。解放战争时期，睢县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参加解放军热潮。如1949年3月，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睢县入伍的新兵即达2500人。作为革命老区，睢县为革命队伍输送了大批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睢县籍干部遍布全国各条战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有1000多名睢县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睢杞战役纪念馆、纪念碑、无名烈士墓）
先烈已去，后者追怀；英气长存，薪火相传。睢县人民在这片先烈洒满鲜血的热土上，继续开拓先烈未竟的事业，谱写着和平时代睢县经济振兴与社会和谐的崭新篇章。阵阵松涛告诉粟裕将军：一场经济腾飞的睢杞战役正在举行。（睢杞战役胜利六十周年图片资料）在革命英烈精神的感召鼓舞下，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各项富民政策 的引导下，睢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在率领全县人民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艰苦创业，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新成就，全县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