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国事蜩螗，民生维艰，如何从容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局？4月10日至8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奉命率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长驻长葛135天，展开深入调查，探求破局之策。其时间之长、级别之高、人数之众、调研之扎实、作风之朴实，前所未见。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入户走村，聆听群众疾苦；解散食堂，顺应群众呼声；开仓放粮，急群众之所急；定谳放人，救群众于倒悬……在田间，习仲勋蹲在地头能与群众称兄道弟，聊得火热；在路边，习仲勋捡块砖头坐在树阴下可与群众打成一片，悉得真言；在饭桌上，习仲勋为群众递碗盛汤、与群众同嚼苦菜团，收获真情。小至一只砂锅、一口水缸都让他牵挂于心……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敢于担当、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先后向党中央呈交11份调查报告，如实上报长葛实情，河南人民就此闯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饥馑岁月。
习仲勋，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夙夜在公，告诫中央工作组一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并躬身自行，率先垂范。
习仲勋长葛调查，堪称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对当下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颇具启迪。
第一章
长葛调查
一、长歌当哭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
带着一腔热血，一身担当，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漩涡中的长葛蹲点调查。
当天，习仲勋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4月11日，习仲勋带领曾一凡、侯亢和秘书张云，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数里来到宗寨，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出村相迎。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
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很是尴尬：县领导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习仲勋再三鼓励：出了问题他负责。
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瞎折腾。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两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两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
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
二、定谳放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以此推动工作见效很快，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还是在1961年4月11日，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领导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
一番了解后，习仲勋当即决定：救人如救火，第二天先去监狱调查。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监狱，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张云作了记录。
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冯海成已经去世，其子冯文献向记者追述了父亲被释放后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冯海成等15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监狱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
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习仲勋。
县委通讯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质问：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
冯海成很泄气，转身走了。
与此同时，习仲勋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讯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习仲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就冤死在监狱里啦！”
习仲勋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三、无颜吃农家的饭
作为书记处书记，张继增是配合习仲勋长葛调查的当事人，他曾多次讲述这段历史——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一行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并要亲眼看看粮仓。
党支部书记张大力一听“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他让张大力打开囤子，张死活不肯动手。
习仲勋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庐山会议后这里到处都在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连种子都顾不住。可吹产量，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只好造假。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有些事儿还是不说了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说：您去粮仓看了没有？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我们这里有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产量吹出去了，上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呀……
到晚饭时间，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四、长葛百姓皆兄弟
在习仲勋面前，百姓为什么敢说掏心掏肺的话？除却“一切后果责任由我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外，处处都能与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习仲勋虽然衣着朴素，但他的口音与当地人很不一样，加之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出行有当地干部、保卫人员随行左右，走村入户调研时，不免为百姓所注目。
习仲勋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身份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习仲勋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当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们要这样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要真心实意去办。譬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这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长葛调研期间，刘水柱时常陪同习仲勋到各村了解情况，他说，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有时还调侃他：“老习，你这个‘习’跟毛主席的‘席’差多远？”习仲勋笑笑，说：“我只是咱炕上铺的‘席（习）’，跟铺天盖地的毛主席的‘席’是两码子事儿。”
刘水柱记得，一次开完会，习仲勋请参加座谈的农村干部和群众一块儿吃饭。他为老农蔡丙戌添饭，风趣地说：“老蔡，听你这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你比我大两岁，就是老大哥。咱们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是一定要吃饱肚子。”
今年81周岁的冯景尧，时任和尚桥公社樊楼大队青年队队长。忆往昔，他告诉记者：“当时樊楼大队三餐难继，全村共49户人家，习仲勋走访了46户。农家没有凳子，他就随地搬块砖头当凳子。每到被访的人家，他都是称兄道弟称嫂道妹。群众高兴地说：你看，人家大总理都叫我哥了，弟了，嫂了，妹了。”
“兄妹”不只是在嘴上。时任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水木、村民冯国富，对当年习仲勋搭救冯国富一家记忆犹新。
1961年夏季，13岁的冯国富一直高烧不退，家里没钱看病，只有等死。
王水木将这事报告给习仲勋。在习仲勋指示下，冯国富连夜被送进了医院。“我出院时，院长指着一竹篮子青霉素、链霉素空瓶说：‘你的命真大。”冯国富回忆道，“要知道，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
习仲勋与群众攀庚续齿，称兄道弟，群众有什么话，自然愿意跟他说道说道。长葛调查，习仲勋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八七村党委书记张喜安对记者说，习仲勋和村民聊天，时常说：“老乡，和你一样，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有时，他和群众一道绞辘轳、推水车，参加抗旱、收麦、播秋等生产劳动。有一天，他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阴下休息。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习仲勋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一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
刘水柱还说：“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为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出卖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也和百姓一起啃饭团。那会儿，经常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五、“开仓放粮”
旱情在持续，麦子大面积枯萎。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同乡亲们一道，奋力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
没承想，麦收后却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饥荒年代李铜钟在“违法粮”和“救命粮”之间作出悲壮抉择的故事）。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在座的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长葛粮食志》上的一张表格，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
第二章
长葛“查风纠偏”
一、解散“大食堂”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被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力提倡。
习仲勋来到长葛后，有的干部不断向他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入户，了解实情——
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回忆说，他们村有49户人家，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了宗寨、樊楼、杜村寺3个大队，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
农民岳永平反映说：“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产就放松了。我一下地，群众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于是，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搞了半个月，饭吃得稠了些。群众说，像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我一离开，饭又稀了。”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刘水柱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习仲勋想得很细，他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语重心长地说：“在这连年自然灾害和人为‘五风’危害的困境下，要以菜代粮，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习仲勋循声过去一打听，是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宗寨恢复了元气。” 二、狠刹“五风”
和尚桥公社等“五风”严重，习仲勋将其列为调查重点并以此作为狠刹全县“五风”的突破口。
要整风，就得以实事当靶子。村村寨寨，都留下了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足迹。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发现：几年来，和尚桥公社占用和扒毁民房6170间，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5995件。公社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350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分到了各大队，并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材料，就扒群众的房子。段庄公社占用社员70余间房屋、16户社员宅基，建了两个大院。除办公室以外，书记、委员、社长还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宿舍。群众却无家可归。古桥公社用了三天三夜，把白庄大队李庄村的320间房子全都给扒光了。群众气愤地说：“扒了民房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干部对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一律化”、“规格化”、大兵团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能增产，种麦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1959年，为了种麦，县委规定统一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为了统一种麦，11702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为了种麦，干部命令群众一个晚上把烟叶全都打完。烟叶不熟，又没能力炕，大部分都沤坏了。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路边；年年反瞒产，季季“整产量”，群众吃了“空头粮”。1960年闹起春荒：全县71个公共食堂断粮停伙。
——文件滥发，许多县、社的领导被淹没在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汪洋里。1961年4月份，县级各部门下达正式文件68份、18万字，下达表格24478个项目，电话会开了17次。一张抗旱浇麦表，就有480个项目。一些文件是县委办公室干部起草而转发全县的，公社党委竟然不知道。上头万条线，下头一根针。大队干部应付不过来这些，群众生活很少过问。
让习仲勋忧虑的是：中央工作组提出问题和群众商量时，经常遇到的回答是：“看上面咋规定”、“上面叫咋着就咋着”。面对这些，有的干部反而认为这是群众觉悟高，“听党的话”。开群众会，干部上去讲个把钟头，群众齐声高呼：“保证完成任务。”于是，会议结束。
和尚桥人民公社是“五风”重灾区，习仲勋决定以点带面，在该社开展整社整风。
1961年5月11日，习仲勋向中央和邓小平呈报了《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等。
“五风”“刹了车”，局势迅速好转。但是，问题仍然成堆，退赔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各村全面调查，实实在在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每个大队、生产队、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一清二楚。
中央工作组1961年4月30日形成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记录了习仲勋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公社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庙宇、祠堂、烟炕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商量，签订租赁合同，按时付给租金。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
群众反映说：公家根本不想退赔群众的财产。县级机关向县委打的报告却说：对群众的“退赔”，已经完成了92.2%。
于是，中央工作组到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做退赔专项调查，发现上级平调社员物资，退赔作价仅有实物的四成。有些机关从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声喊声应”，找不到证人不算数。社员气愤地说：公家黑夜搬家拿社员的东西，黑夜伐树，社员被迫迁村、关门、锁户，人不在，东西就被单位拿走了。拿的时候不跟社员说，往哪里找证人。如此一来，一些“平调”群众的东西有物无主，机关也就继续占用。
于是，习仲勋亲自上阵，帮助农民讨寻“失联”的东西。
《王庄村志》等记载：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为寻找“五鬼分尸”的家具、用具等，习仲勋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中学占用，她去学校要了好几次，都被学校负责人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习仲勋亲自去交涉，学校才退还了水缸。王庄村民冯根成等9户人家，房屋被扒无处住。习仲勋指示中央工作组立即将他们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
桥南村被“割耳朵”，一分为四，被迫迁到外村。村民的房子都被扒了。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县里决定将县办机械厂的房屋赔给群众。可厂里却把门给拆了，一遇刮风下雨，群众苦不堪言。习仲勋得知后，质问县里的干部：“这样叫群众如何去住？对维护群众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须抓到底。”
5月2日下午，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严肃指出，机关随便圈地、占地、占房，都退赔得很差。群众没房住，就是天大的事。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还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面对机关不退实物，一间房子只作价十二三块钱、瓦房作价20块的情况，习仲勋很是气愤。他对县领导干部们说，一间瓦房才赔给20元，连买砖瓦钱都不够，房子是盖不起来的。所付的退赔款，一定要能买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合理。
第三章
长葛担当
一、“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悲悯苍生，剑胆琴心，习仲勋秉笔直言，长葛调查让毛主席、党中央清楚了当时中国乡村的真实情形。
时常陪同习仲勋调研的刘水柱说，习仲勋与干部们谈话强调最多的是“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一定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
1961年5月2日，长葛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是扭转长葛局势的一次大会，也是群众路线的一次教育大会，更是改变长葛百姓命运的一次务实大会。
会上，习仲勋作了长篇讲话。他的讲话，“底气”十足，情真意切。
为让广大干部牢记教训，习仲勋提议：“长葛县要把所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存起来，每年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各公社也应该照样办，都要牢牢记下，不能忘了。忘记了，又会重蹈覆辙。”
习仲勋情真意切地要广大干部坚持走群众路线不动摇，要“树立一个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他强调：“今后办事没有可靠根据的不要干，不要随便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必须切实反映群众要求，切实反映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
习仲勋告诫广大干部：要切实给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各级党委和每个党员，都要“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子”。“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
1961年5月12日，习仲勋在和尚桥公社党委会议上，再次要求干部们走群众路线：“必须搞好集体领导，把集体领导搞起来，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就很有希望。”
二、直言不讳报实情
阅读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组写的长葛调研报告，发现他将群众反映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呈报中央时，有理有据，言之有物。他把群众的反感、不满都写了进去，并认为这是群众敢于向人民政府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只有把真实情况报告中央，才能为中央制定新的农村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提供决策依据。
譬如，习仲勋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报告中所附的《一个社员对划分大队的谈话记录》，原汁原味。
合并到宗寨大队的王庄村村民桑树和说——
宗寨大队几个村距离很远，俺村离宗寨三里地，开会不方便，去的人不齐。这个村去了，那个村没去，妇女抱着孩子一等就是半夜。再一开会，鸡就叫了。开罢会回家天已明了，有的下地，有的赶集走了。开会开得人怕怕的，一说开会谁也不愿去。
1958年，将俺村“割耳朵”并到宗寨村。走的时候，一人一个碗，一身衣裳，一床被子，什么都没带。树砍完了，房子扒光了，木料都拉到宗寨了。面柜、缸、磨都分给宗寨的户家了。俺村桑铁旦一家6口人，闺女16岁，男孩20多岁，扒得没有一间房。住人家的两间房子，睡觉做饭的地方都很挤，连拉尿的地方都没有，人家天天要他还房子。李古元家5口人，住人家一间磨道，他两口，一个闺女8岁，一个男孩二十多岁，还有丈母娘。住在一块儿很不像话。像他们这样的住户俺村有很多。一提这事，他们就哭。
“一平二调”、“共产风”，搞得到处是“玻璃村”，“水晶户”，穷得什么也没有了。习仲勋直言上书中央，反映真实情况。
譬如，《长葛县恢复手工业的调查》写道：把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全部并成国营工厂，多年形成的手工业体系整个搞垮了。有的三个劳动力只有一把锄，谷马大队第6生产队28户只有一只桶，还有两户合用一把勺的……
再譬如，《长葛县国营商店工作的调查》写道：工业品换购的面太宽，形成以货易货，不仅影响到货币信用和回笼，而且限制了群众购买工业品的自由。群众形象地说：“什么都拿鸡蛋换，哪有那么多鸡蛋！”光购不留，让群众大吃苦头：种油料的农民没油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先留后购，农民有了油吃，就愿意种油料作物了。
在将近5个月调研并解决问题的同时，习仲勋代表工作组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提供11份调查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改进干部作风、顺应市场规律、包产到户经营、群众路线教育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迅速批转到各中央局和省（区、市）党委参考。
当时，如实上报长葛的境况，有多难、有多危险呢？
回想一下彭德怀庐山会议上递交“万言书”的下场，就晓得了。
长葛调查让长葛、河南走出了噩梦连连的困局，也为全国走出那个非常时期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
1961年6月15日，中央重新修改颁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月末，河南省委决定全省解散公共食堂，将粮食发给群众让农民回家做饭；7月22日，中央正式调整了河南省委领导班子。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那时，河南乃至全国都一如大病初愈之人，恢复元气还有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而从习仲勋在1961年4月27日写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一封长达6页的信中，可见其悲悯、关爱百姓生活之心细如丝、间不容发：
“……再有一个问题，是群众房前屋后的十边地，鸡兔容易啄食，最好把政策订好，用粮食收购，让群众多种烟麻等经济作物，经管得好，产量大，将是一大增产，群众多有此打算，我们提倡一下，好处很大。最后，公共食堂分散后，群众最大的困难是缺炊具。有些户缺锅烧饭，有些户锅小人多，一顿饭造两次，轮流吃饭，费时误工，很不方便。铁锅一时供应不上，可否由省上计划一下，专门督促凡能生产砂锅的地方，多生产砂锅解决这一急需。这种锅既省铁又便宜，容易制造，分别生产四五人、七八人、十二三人烧饭的锅，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据了解，河南很多地方能烧砂锅，现在多停业或生产得很少，请指定有关部门大抓一下。”
第四章
长葛不了情
习仲勋率领的中央工作组长驻长葛135天，调查工作结束。1961年8月22日，中央工作组启程回京。
人走了，习仲勋的心还留在长葛。“五风”狂飙刮过之后，人畜都弱了，土地也薄了，像得了大病一场，一时间难以恢复元气。当地百姓生活如何？习仲勋仍然放心不下。
1962年10月，习仲勋委派跟他一起在长葛调查的时任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返回长葛：不跟官方打招呼，直接插到村里暗访。
《王庄村志》记载：该村张明仓告诉前来暗访的侯亢，村里除给每人分了三分菜地外，正准备给每人再分三分地让农民自主经营。这样往后，群众生活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1978年，习仲勋长葛调研时担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楚西酉升任县外贸局局长。当时，长葛的毛呢、羊尾毛、人发加工等地方特产在国内颇有名气，想闯一下国际市场。县里指示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秋季广交会。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交易会，他们盲目前往，结果被拒之门外。
不能参展，运过去的东西就得再运回来。楚西酉等人寻求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帮忙。次日，长葛特产即入馆参展。
1984年9月12日，八七村（即宗寨大队）干部群众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向他汇报宗寨村1961年由富变穷，1984年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
当年10月20日，习仲勋复信长葛县八七村干部群众——
“回想起20多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人走了，习仲勋的大爱还留在长葛。
长葛调查次年，即1962年，因为《刘志丹》，习仲勋被诬为“反党集团”成员。
在此期间，“习仲勋专案组”前往长葛搜集“黑材料”。时任县委办公室负责新闻宣传的李喜木对记者说：“当时，习仲勋的很多讲话都是我记录的。‘专案组’人员找到我整习仲勋的黑材料，我只字不写。人不能昧良心，习仲勋来长葛前，饿死了人。我爷爷、奶奶就是被饿死的。习仲勋救了长葛百姓，要长葛人整他的黑材料，找错了地方。”
宗寨大队敬老院院长李林海，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带领敬老院里的老人创造了不但有肉吃，还有利润的事儿，被习仲勋发现并推荐给了中央。习仲勋落难时，他成了年轻人攻击习仲勋的活靶子。面对气势汹汹的年轻人，李林海质问：“回家问问你爹你娘，当年若不是习副总理来长葛解散大食堂，发救济粮、救济款，分自留地、允许开荒，鼓励饲养家畜家禽，哪里还会有你们这群毛蛋孩子在这儿蹦。你们的良心让狗扒吃了？”
人走了，习仲勋有个梦没有圆。1982年，长葛县外贸局被评为全国外贸系统先进单位，楚西酉前往北京参加表彰会期间，抽时间拜访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习老见到他亲热得不行，给他倒茶、端水果，询问长葛人民的生活、生产和经济发展状况，询问他当年在长葛时的老朋友的近况。习仲勋说：“很想抽时间再到长葛去看一看呀！你回去以后，代我向宗寨村的赵宪章、刘水柱、李长庆、李林海，太平店村的冯海成，樊楼村的冯景尧，杜村寺村的张大力等同志们问好！”
习仲勋在长葛期间曾通读过《长葛县志》，对长葛的历史文化称赞不已，对张继增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是观赏名胜古迹的时候。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回长葛来看一看。
离开长葛后的第二年，习仲勋“受难”。其间，曾两度下放洛阳。
1978年2月，习仲勋自洛阳复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邓小平寄望习仲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国是缠身，习老回长葛看一看的心愿，终究未能实现。③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