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中有一句“云中谁寄锦书来”。注释说：“据《晋书》记载，窦滔妻苏氏曾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给她的丈夫。后来就用‘锦书’指代妻子给在外的丈夫的信。这里是反其义而用之，指在外的丈夫给妻子的信。”陆游《钗头凤》中亦有“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则用“锦书”来代称表达爱情的书信。
锦，《六书故》云：“织采为文曰锦。”汉代锦之产地以陈留襄邑为第一，自汉代起该地以产锦而驰名。王充《论衡·程材篇》云：“齐郡世刺绣，襄邑俗织锦。”如今，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杭州织锦被称为中国四大织锦，都与汉代襄邑织锦关系密切。
而北朝前秦著名才女苏若兰，用一腔幽情创制的《璇玑图》织锦诗，则称得上千古之绝唱，稀世之珍宝，享誉古今。《璇玑图》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人们从各个角度对它加以研究。
“锦绣襄邑”，有锦必有绣，襄邑亦有襄绣。触摸襄绣，感悟着“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迷人风采，那明显的立体感会在你的手中留下隐隐的痕迹，精美的丝纹让你联想飞针走线的流畅，生动的图案让你体味绣花人的情感，针尖会在丝线里永远轻轻地舞着，一如中国刺绣温柔的眼神中暖暖的一瞥……
千诗织就回文锦
《璇玑图》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篇奇文，是前秦苻坚时苏蕙所制的著名回文诗，总共840字排成的一个方图，从中可以读出数千首诗来。《璇玑图》织锦则是襄邑织锦的代表。
据《晋书·列女传》记载，苏蕙是始平（今陕西兴平县）人，乃陈留（今开封陈留）县令苏道质第三女。苏蕙从小天资聪慧，7岁学画，9岁学绣，12岁学织锦。当时陈留襄邑乃织锦之乡，苏蕙随父在陈留襄邑（今睢县）学得织锦之艺。
苏蕙16岁时嫁于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刺史窦滔为妻。据南朝齐史学家臧荣绪《晋书》载，窦滔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苏蕙赴任秦州，二人过了一段幸福惬意的时光。后窦滔被奸臣陷害徙放流沙(今甘肃敦煌)，苏蕙非常思念丈夫，遂吟诵织成凄哀循环锦绣文诗寄与窦滔，“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婉。”
而据武则天《璇玑图序》，则记述窦滔在秦州刺史任上偶遇能歌善舞的歌姬赵阳台，偷纳她为姬妾，养在别所。苏蕙发现后，曾命人责打了赵阳台。赵怀恨在心，在窦滔面前专进谗言，窦滔对苏蕙日渐疏远。恰好此时，窦滔因拒不服从军令被苻坚革去官职，放逐流沙服苦役，直到3年后，才重新获得起用，奉命带兵镇守襄阳。窦滔动身时只将赵阳台带在身边，而断绝了与苏惠的联系。苏蕙独自守在空闺中，既后悔又伤心，吟诵成《璇玑图诗》，织锦寄于负心的窦滔。窦滔读到真挚悲切的诗文，遂悔恨不已，幡然醒悟，遣离赵阳台归关中，迎接苏蕙到襄阳，从此夫妻情好如初。
关于《璇玑图》的创作背景，虽有两说。但都与妻子苏蕙写诗织锦给夫君遥寄情思相关。
李白有两首诗专为叹惋苏蕙遭遇而写，一首是《闺情》：“黄鸟坐相悲，绿杨谁更攀。织锦心草草，挑灯泪斑斑。”另一首为《乌夜啼》：“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可谓洞悉苏蕙织锦时的酸辛。宋代诗人黄庭坚有《织锦璇玑图》：“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亦自英灵苏蕙子，只无悔过窦连波。”既为苏蕙叫屈，也谴责了窦滔的背弃行为。
无论如何，这幅锦缎是用真情织就，浸满了苏蕙的泪水，凝聚着苏蕙的痛苦，反映了苏蕙的悲剧，所以她将它取名为“璇玑图”，意指这幅图上的文字，排列像天上的星辰一样玄妙而有致，知之者可识，不知者望之茫然。故武则天这么评价道：“五采相宜，莹心耀目。其锦八寸见方，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名曰《璇玑图》。”
就中国工艺美术史而言，苏蕙称得上是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织锦女工艺家。她利用随父在陈留襄邑学得的织锦技术，纺出绽绽细纱染成五色彩线，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把诗织在锦缎上。这些文字用红、黄、蓝、紫、黑五色彩线织就，五彩相间，图中的文字无论纵横反复都成章旬，里面藏着无数首诗句，诗意多为倾诉她的思念之情。
《璇玑图》“点画无缺”，又“五采相宜，莹心耀目”，论其技艺，千古一绝，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在《中国服装史研究》中论及唐代服装时引此资料后这么说：“回文铭据传系前秦宣昭帝时秦州刺史窦滔妻苏氏织锦，绣成七言回文诗。回文铭盖自此始，后来成为六朝隋唐相继流行的文样。”这正反映出苏蕙所创的回文织锦工艺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苏蕙的《璇玑图》轰动了那个年代，人人争相传抄。《璇玑图》最早是八百四十字，后人感慨璇玑图之妙，于是在璇玑图正中央加入“心”字，成为现在广泛流传的八百四十一字版本。
历代文人雅士都喜欢破译该图诗句，且多有探新，不断增加诗的首数。唐代有武则天、李白、李善等，宋代有李公麟、苏东坡、黄庭坚、秦观、朱淑真等。宋代才女朱淑真著有《璇玑图记》，成为堪与武则天所撰序文媲美的研究文章。宋、元年间，有名叫起宗的道人，将全诗分为七团，读出3752首诗；到了明朝，经史学家康万民从七团中又分出一图，得诗4206首。后人又推读出7958 首。
自《璇玑图》问世后，历代文人学士争相创制回文诗词，如唐宋大诗人白居易、陆龟蒙、王安石、秦观、苏轼等人，回文诗创作盛极一时，然而却没有人能超越《璇玑图》，所以有人称：“如璇玑一图非奇者乎？……女郎以锦心织成锦字，令千古骚流不能卒读，天才耶？仙才耶？虽仿其制代不乏人，类不能出其规范。”心之所至，情之所至，世间仅此一幅璇玑图。
古宋地千年襄绣
商丘自古为丝织刺绣重要生产集聚区,商丘人民有植桑养蚕、织锦绣花的传统。6000年前开始的养蚕业，到了商代蚕丝业已相当发达，商丘作为商人、商业的发源地，不仅仅是交易农副产品，织锦、布匹也在交易之列，甚至是将养蚕、缫丝、织锦、刺绣技术一并传播出去。
刺绣，又名“针绣”，俗称“绣花”。以绣针引彩线（丝、绒、线），按设计的花样，在织物（丝绸、布帛）上刺缀运针，以绣迹构成纹样或文字，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一。古代称“黹”、“针黹”。后因刺绣多为妇女所作，故又名“女红”。
据《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夏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仅女乐就有3万人，而且“无不服文秀衣裳者”。为了削弱夏的力量，商汤采用大臣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族的妇女日夜赶制“文绣”，用来换取夏人的粮食。通过发展商业贸易，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多，国力日渐强盛，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周代封殷商后裔微子于宋地，建立宋国。因商丘一向有宋国、宋州、宋城之称，故商丘手绣亦称“宋绣”，而宋绣最出名的当为襄绣。有锦必有绣，因此称襄绣重要生产地睢县为“锦绣襄邑”。
1958年，在中国长沙楚墓中出土了龙凤图案的刺绣品，这是二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刺绣品，是现在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刺绣实物之一。它们虽已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但出土时仍然精美绝伦，配色、针工都运用得恰到好处，让我们这些现代的绣工们都汗颜。根据出土的织锦上“襄邑”字样，这些刺绣当是产于襄邑一带的“襄绣”。
宋代时，商丘作为陪都，是襄绣的鼎盛繁荣期。当时皇帝的龙袍，官员的朝服、乌纱帽、朝靴皆为襄绣精品。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明代大学者屠隆在他所著的《画笺》一书中赞曰：“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佳，女红之巧，回不可及。”这些描述，大致说明了古宋之地襄绣之特色。
此时期，襄绣技艺传至京都，风靡汴梁，形成独具特色的汴绣。《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做为北宋都城，其皇宫有“文绣院”聚集全国杰出绣女300余人，其中尤多从锦绣襄邑一带选聘的善绣工匠入院授艺，专为皇帝王妃、达官贵人绣制官服及装饰品，因而也被誉为“宫廷绣”或“官绣”；在民间，刺绣则更为普遍，当时开封大相国寺东门外有一条街叫“绣巷”，即是绣姑绣作了聚居的地方，又是专卖刺绣品的著名市场，放眼寺院内外，十里都城，到处是珠帘绣额，巧制新装，名绣佳作，竞相生辉。
襄绣在中国刺绣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在实用品和欣赏品上都有辉煌的成就。上承古代刺绣的优良传统，下开明清刺绣高度发展的先河，作为北宋陪都商丘的刺绣，以其世代沿袭的养蚕缫丝织锦刺绣的传统、地位的优越和人才的集中，无疑是襄绣的冠冕。
襄绣作为中国著名绣种之一，针法细密，图案严谨，格调高雅，色彩秀丽，以绣制中国名、古画著称于世，绣品古朴、典型、细腻。针对不同图象图案特点，发明了不同的针法，如滚针绣，用来绣水纹、云彩、柳条；散套绣又名掺针，针脚参差不齐，色阶自然过渡，柔和逼真，适合绣花鸟动物等；纳点绣则宜绣写意花卉等。目前，以绣制国宝级的北宋《睢阳五老图》为代表作，还绣有桃花扇、西陂六景图、商字雕塑、三百里梁苑、王亥像等。
近些年来，商丘积极挖掘传统工艺，广征博采，刻意求新，使生产的刺绣产品织工细致、技术精湛、图案美观、色彩素雅、手感柔软。包括手绣和机绣两个类别，主要产品有生丝台布、刁平绣、棒锤花边、归德花边、万丝绸被面、富丽丝台布、礼拜帽、勾针衣、窗帘、盘垫、床罩及各种装饰品160余种。其艺术风格在传统襄绣为核心内涵的宋绣的基础上，点缀以抽纱、勒丝、刁绣和扎针，使其光彩倍增，深受外商欢迎。其中商丘工艺美术厂生产的麻布、银边台布获河南省1985年优质产品奖；商丘市抽纱工艺总厂生产的针台布和马甲式喇叭裙，1984年被评为河南省轻工产品优秀奖。商丘抽纱制品出口量占河南省的1/3。 | 
